本文立足于信息经济学理论框架，深度解析《关于进一步加强数字人民币管理服务体系和相 关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行动方案》的核心制度创新内核，涵盖货币负债属性重定性、市场化计息机制引入、存款保险纳入、准备金制度重构及账户体系升级等关键举措。通过系统阐释央行数字货币借助可编程性、实时结算与精准调控三大核心技术，如何重塑未来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与资源配置逻辑，揭示该政策在解决双层运营架构权责对称难题的同时，通过技术路径创新与制度设计的深度融合，为 CBDC 成为未来经济运行基石提供中国方案与实践范式。本文进一步拓展了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效率提升、普惠金融覆盖面拓宽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优化等领域的理论边界，提出可操作的应对思路。

既有研究多基于广义货币M2展开总量分析，对交易货币M1的结构性损耗及其微观形成机制关注不足，难以完整解释我国“宽货币、弱实体”的典型特征。本文回归费雪原始交易方程的核心内涵，构建T1-T2-T3交易层级三分法分析框架，拓展Baumol-Tobin企业现金持有模型与银行资本约束下的信贷配置模型以搭建微观基础，引入M1灭失系数修正传统交易方程，设计债务利息消耗率与M1当期灭失率两项核心量化指标。研究利用2000—2024年省级季度面板数据，结合双向固定效应、Bartik工具变量、资管新规准自然实验、面板门槛模型与3SLS联立方程等多重识别策略展开系统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债务利息消耗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M1当期灭失率平均上升0.31个百分点，该因果关系在多重识别策略下保持稳健；M1灭失对民间投资的影响呈现单门槛非线性特征，省级面板临界值为7.24%，突破阈值后负向冲击强度放大2.4倍，全国年度口径阈值更高，且2019年以来已持续处于临界区间上方；交易收缩、乘数衰减、流动性约束、预期反转四重传导渠道的合计中介效应占比达42.7%；样本期内存在唯一结构性断点，时点位于2020年第一季度，此后债务对交易货币的挤占效应明显增强。研究结论可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优化债务治理框架提供可量化的结构性分析工具。

2007 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逐步升级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此次危机 突出表现为金融体系内部“金融泡沫”破灭引发的流动性危机。从这一特点出发， 本文基于货币经济学的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局部均衡理论，构建金融危机的货币 机制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通过研究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由均衡到失衡的动态 机制来分析此次金融危机的形成；从金融机构和公众行为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来考 察这种宏观形成机制的微观基础。进而总结此次金融危机国家在宏观政策调控和 微观市场监督上的经验教训，并提出对我国完善金融市场、防范金融风险的启示。

效率与稳定一直是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目标，而保险企业的风险管理则是保险市场稳定、有效运行的微观基础，因此，监管机构一直关注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问题，保险监管的演进历史也验证了这一点。其实，保险监管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升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水平，而企业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也是保险监管创新的重要动力，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次贷危机后兴起的“新新凯恩斯主义”强调宏观监管要基于微观组织的视角，具体到保险监管来说，就是从企业风险管理的视角出发，实现监管思路从传统的“偿付能力、公司治理和市场行为”三支柱监管向“动态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要素及可持续风险”新三支柱监管转变。

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由来已久，然而用粘性价格假设下具有微观基础的一般均衡模型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却是学术界近几年才开始的事情。本文在一个一般形式的效用函数设定下，运用新近发展的二阶近似技术，在一个两国一般均衡模型中讨论多个因素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在其他参数固定于一个简单“标准值”的情况下，模型可以得到单个因素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国家规模越小、国际产品替代弹性越大、相对风险规避系数越大、货币需求弹性越大、劳动供给弹性越大，固定汇率制度越占优于浮动汇率；当其他参数在更为一般的空间取值时，我们发现虽然大部分结论依旧成立，但一些因素，比如支出转换效应，在某些情况下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是“非线性”的。

本文从外汇市场经济主体异质性预期的假设出发，运用行为经济学中的前 景理论和学习认知原理，对市场经济主体基于风险调整后的利润不断重新选择其汇率 预测方式及外汇资产选择行为对短期汇率波动的影响过程进行研究，并且考虑到我国 特殊的制度背景，本文强调了央行外汇市场干预在汇率形成过程所起的作用，从而构 建了一个具有明确微观基础、更加符合现实的人民币汇率决定的微观经济主体行为模 型。利用该模型，本文较好地拟合了2007 年10 月至2008 年9 月期间人民币名义汇率 的走势。

转轨国家经济中的银企关系问题是关系到国有企业和银行系统健康发展和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银企关系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历来是银企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在微观经济中，产生这种道德风险的根源在于政府与银行的借贷政策的预算软约束，以及缺乏竞争性的、集权的金融制度。事实上，在这一体制条件下，银行居于债权人位置却不能对企业的道德风险行为实行有效地控制，进而恶化企业的治理结构。不仅如此，银企关系中的道德风险还破坏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导致银行危机和经济动荡。

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正式和非正式金融并存的局面，自从新结构主义学派认识并提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结构问题后，很多学者对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二元金融结构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证明二元金融结构存在的宏观原因和微观基础。本文基于理论的开放性，运用概率单位模型，实证检验正式金融和非正式金融在中国农村的运作，从中概括影响农户与正式、非正式金融发生借贷的影响因素。论文试图从微观基础方面论证二元金融结构在中国农村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所具有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