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投资理念一直为监管部门所大力提倡，机构投资者长期投资会对公司绩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利用2005-2009年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季度数据，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稳定性对公司绩效(包括经营业绩与市场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稳定性越高，公司的经营业绩越好、市场价值（托宾Q）越高。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不仅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与机构投资者持股的稳定性存在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稳定，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本文的研究支持了机构投资者具有公司治理作用的观点，同时为监管部门所提倡的长期投资理念提供了证据支持。

本文通过2004—2007年的1173件现金股息宣告事件对自由现金流假说进行了验证。我们发现在中国股票市场背景下，股价对大的股息变动公告的反应不支持自由现金流假说。对于股息增加和降低，高q公司和低q公司的平均积累异常收益显著异于0。在控制了股息变动、股利收益和公司规模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对股息公告后的资本支出进行考察，发现股息增加的公司并未减少其未来投资金额，即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息政策无法达到限制过度投资的目的。

本文运用多元回归模型、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别检验2001-2005年沪深上市公司的R&D投资决策与内源融资、技术效率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公司现金持有量对R&D投资具有显著的解释力, 但盈利能力强公司并没有进行更多的R&D投资。在进一步引进托宾Q控制变量, 从而控制了现金流作为未来投资机会指示器的作用后,发现现金持有量和R&D投资机会的交乘项与R&D投资具有负相关关系,体现了融资约束公司R&D投资决策中现金持有的对冲效应。同时,研究证明R&D投资显著提高了公司技术效率,这种R&D投资的影响力在滞后二年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本文研究结果为中国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提供了证据,从一个侧面充分体现出了转轨经济环境下中国上市公司R&D投资决策内源融资约束的特点,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转轨经济环境下公司R&D投资决策相关经验研究文献, 而且有助于合理判断和考察R&D投资决策技术效率业绩, 指导公司建立具有内在一致性的R&D投融资战略。

本文通过计量经济学的向量自回归方法（Vector Autoregression, 简称VAR），利用加拿大的宏观数据，揭示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并且实证分析了国民产出、货币量、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对向量自回归的简化形式进行葛兰杰因果分析， 我们验证了托宾提出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对投资的影响是通过托宾q这一载体来间接实施的。此外，结构性向量自回归模型表明政府和企业投资间存在着长期双向的挤入效应。 政府投资对企业投资具有强烈的促进作用。

内容提要 本文重点对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具体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机制有流动性支持、风险分散、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企业的控制与监督。同时，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形成健全、多层次的投资体制、通过资源配置和促进技术创新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以及通过影响私人储蓄意愿，通过改变边际消费倾向影响私人储蓄率等路径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目标的单一性，在相关制度安排上出现了一些先天性的体制缺陷，如行政特征明显，市场缺乏微观效率、证券市场股权割裂等，导致市场在发展与完善中对初始目标极强依赖。尽管如此，本文经验研究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然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 1、证券市场直接筹资为企业提供巨额的发展资金。 2、界定产权，改变制度变迁的路径与制度转换阈值，使一些原本具有正外部效用但受制于路径条件的制度变迁得以进行，避免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剧烈震荡，促进了企业机制的转换。 3、优化配置资源，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张和产业结构优化。 4、促进金融结构的优化，促进金融深化进程。 5、资本市场通过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托宾Q效应和流动性效应直接影响社会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促进储蓄总量的增长。 6、影响国家货币供给的结构与数量，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影响从而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 最后，本文以1994―2002年季度数据，对经济增长与资本市场发展进行回归与时序分析，并对其中的主要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论如下： 1、经济增长对股价指数运行具有显著影响。同时，由于我国股票价格指数的运行直接影响到市场筹资情况，并通过财富效应直接影响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因而股价指数对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的显著性不如经济增长对股票指数的影响强烈。彼此影响滞后一季度。 2、经济的环比增长率与资本化率、交易率、金融深化比率、财政支出比率、储蓄比率呈对数线性关系。其中，经济增长通过新增的交易价值来实现对资本化率的影响。 3、交易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说明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明显影响，但要滞后一年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的交易活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通过一系列的传导机制来实现。经济增长对市场活跃程度并无显著影响，可能与我国的“政策市”特征有关。

本文以沪深两市942家上市公司2000年年报的资料为基础，研究了多元化与企业业绩的关系和股权结构对多元化的影响。我们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水平与企业价值（以托宾Q来衡量）无关，与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成负相关，与主营收入增长率无关；多元化与法人股比例成正相关，与国家股比例成负相关，然而，在大公司中多元化与股权结构的关系并不显著。本文还在一些方面与国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比较。

本文重点对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具体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机制有流动性支持、风险分散、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企业的控制与监督。同时，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形成健全、多层次的投资体制、通过资源配置和促进技术创新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以及通过影响私人储蓄意愿，通过改变边际消费倾向影响私人储蓄率等路径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目标的单一性，在相关制度安排上出现了一些先天性的体制缺陷，如行政特征明显，市场缺乏微观效率、证券市场股权割裂等，导致市场在发展与完善中对初始目标极强依赖。尽管如此，本文经验研究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然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 1、证券市场直接筹资为企业提供巨额的发展资金。 2、界定产权，改变制度变迁的路径与制度转换阈值，使一些原本具有正外部效用但受制于路径条件的制度变迁得以进行，避免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剧烈震荡，促进了企业机制的转换。 3、优化配置资源，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张和产业结构优化。 4、促进金融结构的优化，促进金融深化进程。 5、资本市场通过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托宾Q效应和流动性效应直接影响社会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促进储蓄总量的增长。 6、影响国家货币供给的结构与数量，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影响从而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 最后，本文以1994―2002年季度数据，对经济增长与资本市场发展进行回归与时序分析，并对其中的主要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论如下： 1、经济增长对股价指数运行具有显著影响。同时，由于我国股票价格指数的运行直接影响到市场筹资情况，并通过财富效应直接影响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因而股价指数对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的显著性不如经济增长对股票指数的影响强烈。彼此影响滞后一季度。 2、经济的环比增长率与资本化率、交易率、金融深化比率、财政支出比率、储蓄比率呈对数线性关系。其中，经济增长通过新增的交易价值来实现对资本化率的影响。 3、交易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说明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明显影响，但要滞后一年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的交易活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通过一系列的传导机制来实现。经济增长对市场活跃程度并无显著影响，可能与我国的“政策市”特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