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借壳上市为研究场景，讨论和度量了分析师盈余预测中的公共信息依赖效应。研究发现，相比于控制样本，借壳上市企业在业绩承诺期结束后三年的分析师盈余预测误差上升约 39.72%，分歧度上升约 35.29%。进一步研究发现，失去业绩承诺信息导致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公共信息含量下降，但私有信息含量没有变化，同时也会导致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频率上升，但并未影响分析师的企业调研行为。研究还发现，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报告在业绩承诺存续期内缺乏有用性，仅在业绩承诺期结束后引起了投资者更强烈的市场反应。总体而言，公共信息对于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至关重要，分析师在失去重要的公共信息后未能通过私有信息加以弥补。本文的研究揭示了分析师的公共信息依赖效应，对于深入理解中国情境下分析师的行为逻辑提供了帮助。

信任是交易和合作的基础，对制度运行有重要影响，但文献对信任的改变知之甚少。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2011 至 2015 年的三期面板数据，以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政策变动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信任的破坏与重建。实证发现， 由于老农保系统性违约， 相比未参加过老农保的家庭， 参加过老农保的家庭在新农保设立初期的参与概率降低 10.5 个百分点； 老农保缴费越多， 违约伤害越大， 参与新农保的可能性越低。随着新农保的推广，被违约的家庭逐渐重建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信任：参加过老农保的家庭参与新农保的可能性逐年上升，并最终比没有参与过老农保的家庭高出 2.3 个百分点。 这一结果对个人样本稳健，并且不能被财富效应和风险因素解释。 地区法治水平和政府透明度，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信息传递和有效承诺是重建信任的重要机制。 进一步研究发现， 家庭自身的教育水平和信任偏好也有助于缓解先期违约导致信任破坏造成的影响。本文对于重建信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涵义。

本文讨论当投资者面临流动性冲击的情况下，银行的过度风险承担问题。如果银行可以选择长期资产的收益和风险，但却无法向投资者对其资产选择做出可置信的承诺时，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情形相比，均衡时的资源配置将发生严重的扭曲：短期利率过低，长期利率过高，并且银行所选择长期资产的风险也将高于社会最优水平。但是，如果监管部门可以针对银行的利率期限结构加以有效的规制，那么，长期资产的风险水平可以恢复到社会最优的水平。

许多学术研究指出即使是专业且具有信息优势的基金经理人也可能存在不理性的投资 行为，最常被讨论是较慢卖出输家股票及较快卖出赢家股票的现象。然而，这些研究皆 着重讨论基金经理人的卖出决策是否理性，忽略基金经理人的买进决策可能也存在一样 的问题。如果基金经理人认为目前持有的输家股票未来可能会比赢家股票表现更好，他 们所采取的策略可能不只是较慢卖出输家股票，甚至会进一步持续『买进』输家股票。 因此我们推论，基金经理人持续买进输家股票可能是出自于理性：基金经理人拥有私人 信息，理性地相信这些输家股票未来会上涨；基金经理人持续买进输家股票也可能是出 自于非理性，即受到强化承诺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的影响。 所谓强化承诺系指管理当局面对一个已经遭逢损失的投资项目时，不但不会撤出资金， 反而会持续投注人力、时间以及金钱等资源。本文运用强化承诺的概念分析基金经理人 的投资行为。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讨具有强化承诺的基金经理人的买进决策如何影响基 金绩效。过去学术文献多集中在于基金经理人的卖出决策，本文的研究可补足这方面的 文献缺口。 本文参考 Odean (1998) 以及Odean, Strahilevitz and Baber (2004) 衡量处分效果的方法， 衡量基金经理人强化承诺的倾向，藉以分析基金经理人强化承诺的倾向对基金绩效的影 响。本文并进一步将基金整体净值绩效区分为股票资产绩效、非股票资产绩效。我们以 Daniel, Grinblatt, Titman, and Wermers (DGTW, 1997) 的方法衡量基金股票资产绩效。采 用此方法的理由有三，第一，可以检验共同基金的择股能力、择时能力及经理人持股的 平均风格对基金绩效的影响，第二，DGTW 检验基金绩效是根据基金持股变动量，本 研究是根据共同基金的持股变动量来计算的基金经理人强化承诺的倾向，两者衡量的基 础一致。第三，DGTW 的方法衡量基金经理人的能力可以避免交易成本与管理费用的 干扰。 本研究的初步结论如下。一，有强化承诺现象的共同基金的整体净值绩效低于没有强化 承诺现象的共同基金。二、有强化承诺的共同基金的择股与择时能力虽然较差，但是股 票资产绩效反而较佳，这是因为经理人持股平均风格对绩效有较大且正面的影响。三、 有强化承诺的共同基金使用非股票资产的操作较无效率；没有强化承诺的共同基金虽然 在股票资产的部份绩效较差，但是由于在非股票资产的操作上较有效率，因此有较高的 基金净值绩效。

：财政和货币政策共同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政府以承诺的货币政策简单规则和 财政政策简单规则作为政策中介工具，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性进行调节，但是长期以来对 产出目标的追求导致了价格水平的发散、政策的作用不足或过度作用，以及社会福利的波动。 本文建立了新凯恩斯财政和货币政策合作的Ramsey 最优政策模型，并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 象，以福利效应为最优政策的评估标准，研究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合作的最优政策机制，分析 表明：在Ramsey 最优均衡下，财政和货币政策共同作用通胀和产出目标，最优货币政策简 单工具规则的严格通胀目标会使得福利损失最小化，而在产出和通胀权重以及福利损失最小 化三者上不能兼得；最优财政简单工具规则是趋向减小收支差而达到福利损失最小化。另外 通胀动力学表明最优通胀率为零此时的福利和条件福利都达到最大，任何通紧会导致产出的 降低，但是通胀却不能确保产出的增加，实证分析表明2005 年第一季度至2009 年第二季度 中国经济增长的无条件福利损失处于波动状态，经济的增长却增加了家庭部门的条件福利损 失，即经济增长导致跨期消费成本增加。

作为国际项目融资的行业基准，赤道原则集中体现了商业金融机构致力于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愿 景。赤道原则目前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商业金融机构所采用，也正日渐成为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的国 际化标准。本文在简介赤道原则运行机理的基础上，分析赤道原则的内在缺陷与执行困难，既为进一步修 订和完善赤道原则提供理论依据，也为赤道原则金融机构能够切实执行自我承诺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承诺的优越性如何，主体的预期形成方式是关键。在理性预期假定下，预期被认为是同质、既定的，为了防止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要遵循承诺而避免相机策略。而在异质预期下，私人部门是有限理性的，会不断学习。本文认为，在异质预期下，货币政策重在预期管理，相机优于承诺；但是这种相机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受约束的相机或相机式规则，要在透明度下施行，包含着部分承诺，透明度充当了承诺机制，其本质是利用私人部门的学习，及时促进异质预期经济向理性预期均衡收敛。本文的贡献在于，对异质预期下的“承诺对相机”问题主要从理论上进行了非技术性的直观的描述和分析。

本文试图从微观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展开研究，探讨公司治理结构与股改对价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的股权结构与股改对价有着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当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为国有控股时，流通股东获得的对价较高；当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为非国有控股时，流通股东获得的对价较低。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终极控制股东控股的企业，其对价存在着显著性差异。本文的研究还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偏离度越大，股改对价越高；不同的承诺变量对对价的影响作用不同；终极控制股东不同时，各承诺变量的影响作用也有差异。至于企业是否发行B股和H股、董事会规模和外部独立董事对对价的影响作用，本文则未发现明显的相关关系。

一直以来，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中介都是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为反思银行经营模式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契约理论的发展为透视银行的本质提供了深刻洞见，人们认识到银行之所以存在根本之处在于金融功能一体化。本文在KRS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上探究了活期存款、贷款承诺和定期贷款这三者之间的协同效应，并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银行业转型的事实进行了实证考察，由此提出银行制度边界的命题。

支票是传统支付工具中使用最为广泛和便利的非现金支付工具，而个人支票以其携带方便、安全性好、支付简便、能够体现个人信用等诸多便利，在发达国家早已作为一种常用的支付手段而非常普及了，但在我国，目前支票使用主要以单位为主，除少数大城市有一定量的个人支票在使用外，大部分地区的银行还没有开办个人支票业务。个人支票作为这么好的一种支付结算工具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信用缺失造成的。而使用银行承兑支票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这种支票的使用人在开户银行留足保证金，使开户银行承认该支票的真实性及承诺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一种支票。这样一来，公众对个人支票的信任程度就由对个人的信任转变到对银行的信任了，因为银行已经承兑，持票人就可以不管出票人的资信状况如何，只要支票本身不是假的，就能保证在银行得到兑现。通过银行承兑支票，可以有效提高社会对个人支票的认可程度，从而消除个人支票普及发展的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