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金融学的发展离不开各种心理学理论。大量的心理学研究成果显示，人们在进行实际的投资决策时，其信念的形成并不遵循贝叶斯理性，其选择的偏好也并非满足“理性”的假设，而是存在种种“非理性”的局限。事实上，这种“非理性”成为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的思维和决策模式，对其决策行为和结果产生总体的和长远的影响，典型的如代表性思维、经验法则、锚定与调整效应、框定依赖偏差、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证实偏差等。本文在介绍这些经典金融心理学理论的同时，予以借鉴并对我国A股市场上发生的投资者心理就行了分析，本文成果对于研究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的心理状态具有较强的启迪与借鉴意义。

“双碳”政策背景下，ESG 投资已成为主流投资机构的重要策略。文章基于基金持股来评估基金将 ESG 因素纳入投资决策中的程度，以探究 ESG 基金是否比传统基金具备更好的 ESG 表现。结果表明：(1)与传统基金相比，ESG 基金的 ESG 表现并不存在显著差异，ESG 基金存在“言行不一”的现象。(2) 业绩排名压力和缺乏外部监督可能是导致 ESG 基金“言行不一”的原因，而 ESG 基金“言行一致”主要由组织价值观驱动。进一步研究发现：ESG 基金能吸引市场上更多的资金流量。但投资者仅被基金外在的 ESG 标签吸引，未能区分基金在 ESG 表现上的差异。而获得更多资金流量的 ESG 基金并不能创造更好的超额收益。文章主要结论对我国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绿色金融体系具有一定政策启示意义。

“双碳”目标下企业的绿色投资及风险管理策略受到预期碳价格变动的影响，并且绿色投资最优决策需要企业权衡投资不足的机会成本和绿色债务无法偿还的违约成本。考虑外部融资风险和随机流动性冲击，本文建立一个理论模型，量化研究碳价格对企业最优绿色投资规模和绿色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机制。碳资产可被质押使得碳价格在直接影响违约边界的同时，也通过影响绿色投资规模间接影响企业的违约边界，且模型发现由于碳价格对企业违约概率和违约成本的非对称影响，碳价格对信用风险的直接影响大于间接影响。理论结果与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碳价格的提高能够改善绿色投资企业的信用风险，降低绿色债券信用利差；存在碳价格的高低双重门槛来决定企业的最优绿色投资决策，当碳价格低于影子价格时，随着碳价格的提高，最优绿色投资规模增加、现金持有水平降低，而当碳价格处于显著大于影子价格的较高水平时，碳价格的提高反而降低最优绿色投资规模、提高现金持有水平；此外，当碳价格分别大于和小于高低门槛值时，企业绿色债券信用利差随着绿色投资规模的增加而分别相应地增加和减少。本文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碳定价机制对企业绿色投资决策和绿色债券定价所发挥的作用与微观机理。

代表性偏差由著名心理学家Kahneman和Tversky提出，指人们于根据观察到的某种事物的模式与其经验中该事物所形成典型模式的相似程度而进行判断。某一事物与其类别高度相似，则其代表性越高。这种情况在人们的金融投资活动中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和作用。因此研究这种偏差对投资心理活动对信息处理加工输出的不同阶段的影响，对投资者对金融市场的投资决策往往会起到一定的重要辅助作用。

社会名人在资本市场上是否能通过其声誉机制起到提高公司业绩和促进公司治理的作用？这一问题一直以来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相关研究并不多见。本文通过手工整理的 2006-2018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关联的数据，研究娱乐明星关联对上市公司绩效和治理的影响，并探究上市公司建立该关联的动机。研究发现：（1）从短期来看，与明星建立关联的上市公司会有正的超额收益，且关联的明星名气越大、二者的关系延续时间越长，则其市场表现就越好。（2）从长期来看，关联公司的业绩并没有变好，且更可能进行财务重述和受到更多的行政处罚，这说明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的公司其治理水平变差。（3）建立娱乐明星关联可能是通过吸引散户投资者、分析师发布更为乐观的盈利预测和媒体报道更多的正面新闻而抬升了股价。（4）“股份减持”和“择时关联”是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的两大动机。一方面，在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后，大股东会进行更多的股份减持；另一方面，公司更倾向于在较差业绩的财务公告前和债券发行前宣布与明星建立关系 。本文的研究不仅从“娱乐明星”视角推进了“名人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理解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各种关系背后的动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本文也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监管部门如何监管和治理资本市场中与娱乐明星有关的乱象提供了参考依据和启示作用。

优胜劣汰的高质量的股票市场是金融服务经济和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本文使用90多个财务特征指标“大数据”和多种机器学习方法提取基本面信息，对上市公司质量进行评价并构建基本面综合质量指数，研究基本面质量与股价表现的关联关系。研究分析，上市公司基本面综合质量指数对股价表现具有显著为正的预测能力。其中，由偏最小二乘法构建的质量指数对股票横截面收益的预测能力最强，年化收益接近38%，且CAPM、三因子和五因子模型对此无解释能力。我们还进一步从行为金融和宏观经济周期视角探索公司质量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机制，发现市场情绪、有限套利、公司投资决策和经济周期都有助于深入理解上市公司质量溢价现象。本文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场定价效率已经稳步提高，进入了“优胜劣汰”和价值投资阶段。

本研究对中国股票型私募基金经理的市场择时能力进行了检验，即这些私募基金经理是否具有根据市场情况来调整基金资产组合的市场敞口的能力。相比与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的策略和资产组合的调整更加灵活，因此更有利于体现基金经理的择时能力。我们从收益择时、波动择时和流动择时三个维度来对中国的私募基金经理的择时能力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私募基金经理具有一定的收益择时和流动择时能力，但是很少有基金经理具有波动择时能力。即一些私募基金经理可以通过预测市场收益和市场的流动性，来相应调整资产组合的市场敞口，但很少有基金经理可以通过预测市场波动来调整基金的市场风险敞口。同时，我们对回归结果进行了Bootstrap分析，结果表明这些显著的择时能力并不是由于运气因素所带来的。最后，我们也对结果进行了稳健性的检验。我们的研究对于了解中国私募基金经理的择时能力具有一定的帮助，同时，有助于加深理解市场的收益、波动性和流动性在资产管理和投资决策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本文使用我国 P2P 平台人人贷网站的数据，研究注意力对 P2P 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 当可选借款标的数量增加，使得投资者的注意力下降时，名义利率对投资决策影响增加，名义利率以外的信息对投资决策的影响降低。这是因为当注意力下降时，投资者更关注名义利率，同时忽略更多名义利率以外的信息。这使得投资者忽略更多关于借款人风险的信息，出现在预期收益率相同时，偏好高风险借款标的行为偏差，增加投资者和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本文立足 P2P 市场这一适合研究投资者注意力对投资决策影响的场景，强调了注意力在 P2P 投资决策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探讨了注意力在投资决策中的作用。

影响决策之变量有个人特征、社会影响及情境因素等等，其中个人特征部分又分为：个人资源、动机涉入、知识、态度、人格、价值观与生活型态(Engel 和 Black wall，1990)。而态度，是指人由经验而组织起来的对人、事、物以及周围世界所做的评价，既反映出个人对某些事情的感觉，也是一种相当持久且一致的行为倾向（荣泰生，1999）。而金钱意义除了表面上的购买能力外，还对不同人所代表的意涵也是有所不同的（Keller, C., & Siegrist, M.，2005）。故投资人对金钱的态度会影响投资者决策行为；而投资者不同的风险承担程度会对投资动机产生影响(陈丽梅，2010)。 　　因此，本研究将以(Farley,2000)之风险承担程量表包括风险规避、风险接受及风险偏好三个构面； Yamauchi and Templer(1982)的金态度量表包括权?/名望、保?/时间、诱惑以及焦虑四个构面；及江佳宇(2006)之投资决策量表包括投资信息、产品熟悉度、商业消息、投资者信心及投资意图五个构面对三个变量作为衡量之基础。以观察风险承担程和金钱态度对投资决策的影响程度；同时以金钱态度作为中介变项解释投资决策，以探讨潜在依变项金钱态度是否能增加风险承担对投资决策的解释力。 　　研究结果显示：在人口统计变量分析发现：性别对各变数皆无显著差异；而年龄、教育程度、月收入、投资经验对各变量皆有显著性差异；婚姻状况则只对风险承担形成显著差异；而投资时间之长短则不会显著影响风险承担程度，但显著影响其他变量。各变量以结构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作研究工具分析发现：(1)风险承担会影响投资决策部分成立。(2)金钱态度影响投资决策部分成立。(3)当金钱态度作为完全中介变量以增加风险承担对投资决策的解释力部分成立 ,即投资者金钱态度能作为风险承担对投资决策之中介作用。

本文根据可转债具有债性和股性的特点，将可转债投资决策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的不确定性依赖于第一个阶段的不确定性，采用RDEU效用理论进行定价分析，得到可转债定价模型。结合具体例子，本文采用matlab软件程序算出基于RDEU效用理论下可转债的价格，并与EU效用理论下可转债价格进行比较。结果表明：RDEU理论得到的可转债价格高于EU理论得到的可转债价格，且RDEU理论价格比EU理论价格更接近实际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