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作持续推进和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从专精特新认定的视角探讨其对企业的投资促进效应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2015—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新三板挂牌公司为样本，将2019年开始分批实施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认定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专精特新认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专精特新认定会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且这一效应在投资过度企业、小规模企业、北交所和新三板上市、地区政策响应度高和行业“小巨人”密集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专精特新认定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和抑制经营不确定性，进而提升了企业的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专精特新认定抑制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提高了企业价值，并推动了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此外，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对未获得认定的企业不存在挤出效应；失去认定资格的企业对同行其他企业非效率投资具有威慑作用；专精特新认定存在供应链溢出效应。本文研究有助于揭示专精特新认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溢出效应，为进一步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基于2000-2024年手工收集的IPO公司上市前的现金分红数据，系统考察了上市前现金分红与公司长期市场表现的关系。研究发现，（1）上市前实施高额现金分红的公司，其IPO后长期市场表现显著较差，这一负面效应在成长型公司和融资约束较高的公司中尤为突出；（2）通过构建考虑公司盈利能力、成长性、规模及杠杆水平的超额分红指标，发现超额分红公司的IPO前分红水平与上市后长期表现呈显著负相关，而分红不足公司则呈现微弱的正相关关系；（3）IPO前超额分红行为通过挤占公司资本性支出、降低投资效率等渠道削弱了企业的增长潜力。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公司股利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也为完善新股发行监管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在债市违约潮频发制约债券融资的背景下，我国吸收借鉴国外信用衍生品发展经验，创新了中国版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Credit Risk Mitigation，以下简称CRM），推动了债市功能恢复和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本文搜集银行间及交易所债券市场凭证类CRM数据，从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视角，考察了我国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服务效果。结果发现，发行CRM能够同时降低企业投资不足与过度投资程度，有效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现象。CRM创设机构发挥了关键性的治理作用，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信息不对称、增强债务治理等机制促进投资效率。CRM服务民营企业提升投资效率的效果更明显，且当CRM创设规模覆盖比率越高、保护期限越长时，提升投资效率的效果越强。结论显示，作为增强债券市场有效性的金融创新制度，CRM具有较好的增信效果和治理效果，契合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宗旨，对中央提出的“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都具有重要实践启示。

现有对导致公司过度投资的管理者代理与过度自信行为都是分开研究。本文在“现金流-成长 机会”框架下，通过直接度量管理者代理行为及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对导致公司过度投资的理性与非理 性两类范式进行了区分检验，并进一步考察了产品市场竞争对管理者代理及过度自信引致过度投资的效果。 结果表明，我国企业过度投资问题，部分是由管理者滥用企业资源的行为所致，部分是由管理者过度自信 行为所致。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有效抑制两类行为导致的过度投资，且产品市场竞争通过抑制管理者代理行 为导致的过度投资的间接效应更显著。本研究为过度投资的管理者两类行为解释范式提供了新的证据；这 为今后公司投资效率提高、公司治理机制完善提供了新的参考。

本文以2009-2020年针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485,366份分析师报告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分析师利空关注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分析师的利空关注会同时抑制过度投资和缓解投资不足，对公司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第二，当公司面临较大的卖空压力时，或分析师能力和努力程度更高时，分析师利空关注对公司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突出。第三，基于双重纠偏LASSO（DoublyDebiasedLASSO）回归对影响机制的遗漏变量控制后，发现分析师利空关注对投资效率的积极影响同时存在卖空压力的“大棒效应”以及信息增强的“萝卜效应”。第四，基于因果路径分析法，对多个机制间相互重要性和关联性检验后发现分析师利空关注的“萝卜效应”要强于“大棒效应”，而机构投资者的直接作用要强于资本市场的间接作用。本文为探讨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的角色提供了新视角，补充了中国情境下分析师关注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经验证据。

自从2018年《公司法》中关于股份回购进行了专项修订，我国资本市场中开启了股份回购的热潮，股份回购逐渐成为上市公司资本运作的重要方式。本文以2006年至2021年我国上市公司中进行股份回购的公司为样本，研究股份回购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股份回购可以抑制非效率投资，主要通过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来抑制投资过度，以及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减少投资不足。当产权性质为国有企业或管理层权力较大，会抑制股份回购对非效率投资的积极影响，而当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则会加强股份回购对非效率投资的积极影响。研究结论为企业提高投资效率与完善法规建设有重要参考意义。

尽管中国股票市场已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中国 A 股却经常被人诟病为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本文以中国 A 股市场股票质押为切入口，创新性地构建了“股票质押融资规模”变量，通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方法、工具变量检验、匹配样本回归等多种方法，作者对股票质押融资规模与上市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探讨，进而对“A 股脱钩论”进行解答。稳健性的实证结果表示，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股票质押融资会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股票质押融资每增加 1 个标准差，公司投资增加 3.6%个标准差。影响渠道方面，股票质押融资通过“信息渠道”而非“外部融资约束渠道”对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此外，股票质押融资规模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正相关。本文研究结论不仅打破了“A 股脱钩论”，而且从侧面反映出当前监管层对股票质押融资受困企业进行纾困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视角，本文考察官员政治晋升激励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地方官员存在晋升激励时，企业的劳动投资效率显著降低。这一关系在雇佣过度和雇佣不足均显著。第二、在雇佣不足时，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并未随着雇佣的增加而提升的原因在于：企业的人力资本存在明显错配，这导致劳动力结构发生扭曲，从而无法达到劳动力最优配置。第三，引入地方矿难死亡人数为工具变量，2SLS 回归与安慰剂检验均显示，本文结果不受内生性影响。第四、在国有企业、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年份、期满晋升、官员学历较高的子样本中，晋升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同时，基于市长或书记晋升、正常与提前晋升以及是否首都或省会城市的横截面检验验证了结果稳健性。整体上，本文对深入理解政治晋升内在机制及官员晋升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劳动力结构配置的扭曲有重要意义，这对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清晰的政策参考。

基于2010年-2018年债券发行数据，政府隐性担保使得债券信用利差较低，债券主体具有更低的融资成本，政府干预越强，隐性担保越强。通过两个外生冲击考察两个方向的结构性变化：“紧”监管，旨在降低政府隐性担保的国务院43号文并未降低地方融资平台的隐性担保；“好”愿景，如果只是用愿景发布时间会得到错误结论，误认为没有改变政府干预强省份的隐性担保、反而收缩了投资，本文引入中欧班列市级特征和地理距离信息，发现一带一路确实增加了主要铁路枢纽节点城市的LGFV投资，其他距离中欧班列始发城市300公里内的LGFV也显著扩大投资。最后还考察了其他新变化的再检验，结果显示风险对冲能力不能有效拉动投资，只有债券市场国际化有助于扩大债券主体投资，而且这个结论不随是否城投债改变。本文提供的中欧班列市级特征证据有助于揭示一带一路对拉动地方投资的有力作用。

首先，本文基于GHM模型探究交易环境的积极变化对担保机构事前投资效率的影响，依托担保有效性的微观分析视角，检验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改革是否提升了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其次，本文利用2010-2018年3728只城投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改革减弱了政府隐性担保与行政干预，提升了担保机构增信的有效性。第二，“43号文”的颁布对高信用平台公司发行城投债的担保增信有效性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第三，在财政压力较小的地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改革对担保机构增信有效性的提升作用较好。最后，本文提出应提升政策叠加效应，增加专业担保机构在城投领域的担保供给量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