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成为国家战略，公募基金行业迎来了爆发性增长，截止到2016年9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公募基金管理公司107家，基金总数达到3415支，资产达到8.83万亿元。“互联网+”基金作为新兴事物，既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基金行业的发展，又为基金行业提供了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的新的投资思路。对互联网+基金的绩效评价重要性日益凸显。 运用绝对收益指标和多种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指标、CAPM单因素模型、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进行业绩归因分析，重点考察了由大数据因子产生的超额Aalpha情况，并针对实证结果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开展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目前“互联网+”基金绩效评价的空白。 研究结果表明，2014年6月16日至2016年9月30日，“互联网+”股票型基金的绝对收益率要优于比较组，风险收益和波动率弱于比较组；通过CAPM、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超额收益显著优于比较组。同时，基金所依托的不同互联网数据平台，对投资风格也有所影响。

我国基金业绩的“此好彼坏”和“同涨同跌”现象引人关注。本文基于我国61家股票型基金2004年6月～2008年3月的16个季度数据，采用不同的计量模型分别检验了造成我国基金业绩“此好彼坏”和“同涨同跌”的原因，发现：(1)基金业绩在时间序列上变动主要由战略性资产配置决定，战术性资产配置和基金经理更换对其的解释力很低，所以基金业绩表现为“此好彼坏”；(2)基金业绩在横截面上的差异主要由基金经理特征不同带来，战略性和战术性资产配置的贡献程度不高，这带来了基金业绩的“同涨同跌”。

本文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投资风格类别与上市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 以我国2006-2008 年之间存续的基金数据为研究基础， 本文发现不同投资风格类别的机构投资者所持股的上市 公司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被投资风格保持不变的机构投资者持股 的上市公司业绩更好。与以往文献不同，本文不仅验证了机构投资者已经发挥了积极的治理 作用，同时还为深入理解机构投资者内部组成的差异提供了经验证据，这对理论界、投资者 和政府监管部门具有参考价值。

本文通过系统检验经理个人特征与基金业绩、投资风格的关系，辨别基金经理个人特征所传递的投资能力与投资风格的信号。我们发现：（1）年龄、基金从业经验、教育程度、CPA/CFA资格、理工&财经双专业、海外从业经验是投资风格的信号；（2）经理所毕业大学的排名既是投资风格又是投资能力的信号。最后，检查了个人特征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我们发现基金从业经验和教育程度为影响投资者申赎行为的特征，投资者决策所依据的是投资风格而非投资能力特征信号。

我国证券市场快速发展，推动了基金业的迅猛增长，随着基金数量的增多，作为管理基金的基金经理们的作用和地位正在迅速上升。基金经理的投资决策行为势必会影响到基金的业绩，如何综合评价基金经理的投资行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本文在对国内外学者有关基金经理投资行为文献评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行为度”的概念，并运用多元回归计量方法和突变评价法对我国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投资策略、投资绩效、择股时机选择能力、风险管理能力以及个人行为模式和基金业绩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最后从行为金融理论角度分析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经理行为偏离的根本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对 Daniel et al (1997) 的方法加以改进，提出了一个基于基金持股特性的绩效评估指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该指标与基于基金净值收益的指标相比，能够更好地反映基金的投资风格，使其评估结果更加合理。而采用能反应投资风格的3因子或4因子模型得到的基于基金净值收益的评估指标与采用CAPM模型得到的指标相比，虽然在择时能力的评价上其检验能力有所改进，但是在风险调整后收益的评价上，其检验能力并无明显改进。

本文先按照其投资目标、投资风格和投资策略等特征为标准的划分方式，对我国现有的基金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评价其分类特征是否符合基金招募书上宣称的基金类型，评价其效率是否达到了既定的投资目标。实证结果发现，无论事前分析和事后分析都表明，我国基金的投资风格趋于相同，而且宣称的投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代表其实际的投资风格。本文最后还分析了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