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阐明了一个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大股东掏空的理论机制，并以地方市委书 记变更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了政策不确定性对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地方 市委书记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大股东掏空行为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这一影响关系在 两权分离度较高、终极产权为非国企、盈利稳定性较差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来看，大 股东掏空是导致政策不确定性下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下降、在职消费增加的主要原因;在 受到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大股东基于私利的利益侵占行为挤出了企业实体投资。此外，大 股东掏空具有明显的择时效应，仅在地方市委书记更替当年、下一年其具有较为显著的侵占 行为。本文研究结论显示，因地方领导人变更产生的不确定性是推动大股东利益侵占的重要 外部原因。

儒家伦理反对经济组织通过非正当途径谋求经济利益，有助于保护投资者的正当权益。但是，根植 于儒家的威权主义要求下级组织或个人顺从上级的权威，可能会减轻控股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阻力。本文 从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的视角出发，对上述竞争性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儒家影响与控股股东 掏空水平负相关，并通过削弱控股股东威权地位保护中小股东正当权益;(2)儒家伦理与法制存在互补关 系。此后，作者从伦理与威权冲突的视角寻找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获得了相似的结果。本文为客观 认知和评价儒家伦理和威权主义在投资者保护中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首次系统的研究了我国集团成立财务公司对集团成员企业业绩变化及其业绩变化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集团成立财务公司后集团成员公司的业绩出现显著的下降，与配比公司相比，成立财务公司的成员企业业绩差于未成立财务公司的集团成员企业，但成立财务公司集团成员企业的业绩变化比后者变化平稳。本研究指出，掏空理论能够解释我国集团企业成立财务公司后成员企业业绩下降。对于成员企业业绩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得出，成员企业的成长性越高，成员企业的业绩减少的越快，同时，成员企业的债务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抑制掏空。

会计稳健性，作为会计的基本原则之一，近年来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基于稳健性的契约性解释，Watts（2003）认为会计稳健性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然而基于中国的制度背景，我们认为会计稳健性的契约性解释在中国并不适用。本文从最终控制人角度，利用中国A股市场2004至2009年的7146个公司—年数据对最终控制人特征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上市公司中会计稳健性存在的根本动因。经验证据发现，会计稳健性在我国资本市场上伴随着控制权私利的存在而存在，并且最终控制人为了掩盖其“掏空”行为会利用稳健的会计信息来隐藏其所获得的控制权私利。研究结果表明，在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中，会计稳健性并不能作为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而存在。

本文研究发现，无论是采用购买持有超额收益方法还是使用日历时间组合方法都可验证中国上市公司实施定向增发后2年内总体上表现强势特征，这与美国股市私募发行后公司长期业绩表现不佳的结论相反。并且对于全部定向增发样本，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前后5年的经营业绩都要显著好于与配比公司，验证了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宣告信息反应不足。此外，我们没有发现直接证据支持大股东将定向增发作为“掏空”上市公司进而实现利益输送的工具。

本文以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民营化并形成民营股东控股、但股权制衡结构不同 的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性质的制衡股东是否具有不同的制衡效果，以及民营控股股东政治关系 对制衡效果的影响。本文发现，与一股独大公司相比，国有股东制衡公司更可能被控股股东掏空， 民营股东制衡公司更不可能被控股股东掏空。说明不同性质的制衡股东具有不同的制衡效果。本 文还发现，有政治关系的民营控股股东更可能掏空。

本文使用2003-2009年数据对全流通前后股权分置改革公司股权结构变量与企业业绩关系进行考察，得到以下发现：全流通后国有最终控制人的掏空动机显著高于非国有最终控制人，国有最终控制公司的业绩改进程度显著弱于非国有最终控制公司；全流通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业绩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全流通后非国有最终控制公司大股东股权制衡的治理效果改善明显；尽管全流通后流通股股权制衡度提升明显，但流通股股权制衡的治理效果却未得到体现，甚至有恶化趋势。

本文基于La Porta等(1999)终极控制权理论，在非线性框架下研究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现金流权、公司治理与掏空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水平与掏空行为有显著正向关系，且当控制人为政府时尤为明显，而现金流权无法抑制掏空行为；管理层薪酬的增加及政府干预的减少可以有效抑制掏空，而其他公司治理机制对掏空行为没有显著抑制作用。进一步考虑不同水平下控制权和现金流的影响，发现在绝对控制权水平下，控制权的掏空效应尤为明显；高现金流权可以有效抑制掏空，而低现金流权不具有抑制效应。本文的研究加深了对控股股东持股、掏空与公司治理的认识，对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保护投资者利益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股权分臵改革使大小股东之间利益趋于一致，股改后资产注入、整体上市等成为大股东行为的一种主要模式。大股东资产注入对大股东收益和上市公司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大股东资产注入的动机怎样？本文通过理论建模和实证检验对此进行了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大股东在后股权分臵下的资产注入行为，不同于股权分臵下的资产注入行为。如果注入资产是优质资产，大股东的利益将与大股东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成正比。同时，资产注入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促使大股东的掏空行为转变为对上市公司的支持行为。本文认为股改改变了大股东收益结构和在一定条件下促使其行为动机、行为模式转变，这种转变对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本文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市场和投资者青睐有资产注入和整体上市内容的上市公司以及股改后上市公司绩效的大幅增长。

论文以2005年底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2004-2007年的年报数据为基础，探索分析了金字塔内、外部结构特征在股改前后的变化及其对终极控制人采取的不同类型关联交易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越多，终极控制人进行的“掏空性”关联交易行为就越严重；金字塔结构的链条数越多，终极控制人进行的“掏空性”关联交易行为越少；终极控制人持有的终极控制权比例越高，其越有可能进行频繁高额的“掏空性”关联交易；终极控制人的两权分离越严重，越有可能进行“掏空性”关联交易行为；而股权结构的制衡水平越高，终极控制人进行的“掏空性”关联交易行为的频率和规模越低。此外，我们没有发现股权分置改革明显改善终极控制人掏空行为的经验证据。本研究结论对于全流通时代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改革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