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2003—2010年沪深两市家族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家族控制权特征与银行信贷合约之间的关系，以检验家族控制权寻租效应和效率效应的适应性情景，结果发现，家族通过金字塔结构和超额董事席位两种控制权增强机制对上市公司的超额控制程度越高，其获得银行信用借款的比例越低，获得担保借款比例越高。家族对企业的超额控制权传递着公司未来预期和信息风险，增加了银行面临的代理成本，属于寻租观而非效率观。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控制程度与银行信用借款之间的负相关性在具有政治关联、较高公司声誉和公司透明度的企业中会降低。地区法律制度水平会降低家族超额控制引发的代理成本和信贷违约风险。银行业腐败会降低银行对借款企业超额控制所引发的信贷风险的评估能力。此外家族控制权结构影响企业信用借款的机制是通过提高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来实现，家族对企业超额控制程度越高，企业债务违约概率越高。

近几年，国家对商业银行单一股权结构进行改革，以期在股权结构优化的基础上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银行治理绩效提升。股权结构体现着股东之间的相对地位，是解决董事会与股东之间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也是公司治理的基础。股权结构决定了公司控制权结构，进而决定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及运作，并通过公司治理结构对整个公司治理的效率发生作用。本文以截止到2009年末上市的14家上市银行为研究样本，通过对比分析银行不同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产权基础，在当前我国公司治理环境下，与高度集中型及高度分散型的股权结构相比，股权相对集中的几个股东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更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论文以中国深沪两市A 股上市公司2001-2005 年跨越多个年度的大样本数据为基础， 实证分析了股权集中背景下大股东持股及其他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 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具有区间特征，两者间呈现出一种“N”型的三次曲线关 系。且发现在股权集中背景下，公司价值与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大股东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 离度、独立董事比例、高管持股比例负相关，而与股权结构的制衡水平正相关。表明在中国 股权结构高度集中和对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不完善的背景下，合理安排股权和控制权结构 就显得非常重要。

本文通过在Taylor展开式基础上构建的嵌套logistic模型，研究最终控制人所有 权、控制权、两权分离以及最终控制人类型等信息对企业财务失败预警的影响。基于采用配对方法选择的研究样本的实证结果显示嵌套模型具有更高的拟合优度、更好的预警功效以及更强的稳健性。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发现，传统上对财务比率与企业财务失败预警之间存在稳定关系的理解并不成立，两者间关系取决于企业最终控制人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结构以及最终控制人的类型，而导致稳定关系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最终控制人为实现利益输送而采取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所有权改革，增强财务信息透明度和质量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论文以中国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1-2005年跨越多个年度的大样本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股权集中背景下大股东持股及其他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具有区间特征，两者间呈现出一种“N”型的三次曲线关系。且发现在股权集中背景下，公司价值与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大股东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度、独立董事比例、高管持股比例负相关，而与股权结构的制衡水平正相关。表明在中国股权结构高度集中和对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不完善的背景下，合理安排股权和控制权结构就显得非常重要。

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和市场环境使得股利和公司控制权结构的关系与国外明显不同。公司的股利分配不只和控股股东有关，更重要是和整个控制权结构有关。不同控制权结构公司的股利支付水平是不同的，同时其股利支付的稳定性也有差异。实证研究还发现不同控制权结构公司的股利变化和未来盈余信息的关系也存在显著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