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产业链的垂直市场结构设计理论模型,从控制权角度探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国有持股比例与产业链中双重边际化现象的关系。研究表明,存在国有持股比例阈值,当国有持股比例高于阈值时,产业链中不会出现双重边际化现象,反之则相反。市场竞争状况影响产业链整体利润、上下游利润分配规则和市场需求规模,从而作用于该阈值,影响双重边际化。与水平市场结构相反,由于上下游产品间互补效应的存在,垂直市场结构中市场竞争程度越强时,双重边际化现象越易出现,该现象也越易阻碍产业链整体利润提升,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时需要加以关注。因此,依据市场竞争指标设计混合所有制改革措施时,务必要严格区分水平或垂直市场,关注不同市场结构下竞争程度对政策实施后市场竞争均衡的不同影响。

股权质押融资目前已经成为我国股票市场常见的融资现象，但是一旦 公司股价下跌，股权质押所带来的控制权转移风险就会增大，也因此影响到债券 投资者的利益。本文基于 2007-2019 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新发行的公司债券的数 据，研究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于新发行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大新发行公司债券信用利差，且随着股权质押率的越高， 新发行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越大。而且公司的产权性质和牛熊市不同的市场状态 也会影响股权质押与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的关系。通过对股权质押影响债券利差 的路径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提高债券的信用利差主要是因为控股股东 股权质押后会提高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从而提高了债券的信用利差。

未来盈利的不确定性随企业上市年龄的增加而动态变化，并因此导致企业市场估值随上市年龄表现出相应的变化规律。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市场1990-2011年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企业市场估值随上市年龄的变化规律，以及信息不对称如何作用于这种变化规律。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市场估值随上市年龄呈现逐渐递减的趋势，但控制权变更和并购重组等活动有助于企业市场估值的回升；信息不对称会通过阻碍不确定性的揭示而放大不确定性在企业市场估值中的作用。

本文以2003—2010年沪深两市家族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家族控制权特征与银行信贷合约之间的关系，以检验家族控制权寻租效应和效率效应的适应性情景，结果发现，家族通过金字塔结构和超额董事席位两种控制权增强机制对上市公司的超额控制程度越高，其获得银行信用借款的比例越低，获得担保借款比例越高。家族对企业的超额控制权传递着公司未来预期和信息风险，增加了银行面临的代理成本，属于寻租观而非效率观。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控制程度与银行信用借款之间的负相关性在具有政治关联、较高公司声誉和公司透明度的企业中会降低。地区法律制度水平会降低家族超额控制引发的代理成本和信贷违约风险。银行业腐败会降低银行对借款企业超额控制所引发的信贷风险的评估能力。此外家族控制权结构影响企业信用借款的机制是通过提高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来实现，家族对企业超额控制程度越高，企业债务违约概率越高。

会计稳健性，作为会计的基本原则之一，近年来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基于稳健性的契约性解释，Watts（2003）认为会计稳健性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然而基于中国的制度背景，我们认为会计稳健性的契约性解释在中国并不适用。本文从最终控制人角度，利用中国A股市场2004至2009年的7146个公司—年数据对最终控制人特征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上市公司中会计稳健性存在的根本动因。经验证据发现，会计稳健性在我国资本市场上伴随着控制权私利的存在而存在，并且最终控制人为了掩盖其“掏空”行为会利用稳健的会计信息来隐藏其所获得的控制权私利。研究结果表明，在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中，会计稳健性并不能作为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而存在。

本文从控制权、金融危机角度考察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与现金流的关系，基于模型参数估计和残差构造了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指标，将样本进一步分为正敏感型、不敏感型和负敏感型三类并进行了组间比较。实证结果显示：正敏感型企业并不是绝大多数，负敏感型企业规模最小、控制权及由此产生的利益侵占较低、危机前投资率最低、危机后市场表现最好；金融危机通过资本市场和其他因素作用于企业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影响巨大。与以往考虑所有权的模型相比，基于控制权的模型在常态下具有更高的有效性，根据其划分的三类企业各项指标的组间比较结果更显著。

在控制权转移中，大股东面临着重新选择持股比例和利益侵占的机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大股东在不同持股比例下如何调整利益侵占行为，是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建立控制权转移中大股东的利益函数，得出以下推论：（1）控制权转移后，对于经营绩效低下的公司，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其利益侵占行为呈倒U型的关系；（2）控制权转移以后，对于经营绩效改善的公司，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其利益侵占行为呈倒N型的关系。最后，本文选取2001—2007年通过股权协议转让的方式发生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作为检验样本，通过单变量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较好地支持了上述推论。

同属并购是是地方政府干预公司控制权市场的主要路径与体现，也是公司控制权市场有效性的重要度量。本文以2003—2007年沪深两市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发生的并购事件为样本，以2006年作为我国企业治理环境改进的时间分界线，实证分析同属并购的影响因素与绩效变化。研究发现，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具有同属并购偏好，政府干预及地方保护程度是影响同属并购选择的重要因素。此外，以股权分置改革为代表的治理环境改善弱化了地方国有企业的同属并购偏好，其并购的中观和微观绩效有所提升。这些发现凸现了公司控制权市场发挥结构功能与治理功能的政府因素与环境条件，也揭示了治理环境改进提升公司控制权市场有效性的路径。

本文以控制权未发生转移的大股东“大小非”减持行为为研究视角，结合成本补偿的思想，改进特别处理公司的累积超常收益率法，提出新的超常收益率法，测度中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有收益。认为：基于“大小非”减持行为的测度方法较适合于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测度。根据累积超常收益，本文测度出控制权股份（“大小非”）减持部分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小于或等于5.27%，推算出中国上市公司总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小于或等于13.46%。

在股权集中、投资者法律保护弱的中国市场上，上市公司高额持有现金水平是否出于控股股东侵占需要？若答案肯定的话法制环境改善能否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文基于2004-2008年上市公司数据，通过采用面板数据方法中的固定效应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代表控股股东侵占的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越大，公司现金持有比例越高，而在投资者法律保护好的情况下，分离度对现金持有比例的影响减小。进一步研究表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对现金持有与公司价值产生显著为负的影响，投资者法律保护对现金持有与公司价值产生正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进一步从公司治理角度揭示了中国企业高额现金持有现象产生机制及市场影响，同时也从现金持有角度提供了控股股东侵占的新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