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收益率角度，考察了我国股票市场与世界主要股票市场（美国、英国、日本、香港）之间的联动性，并研究了其他股市的价格信息是否可以用来预测中国的股市走势。我们发现，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我国股市与世界主要股票市场间的联动性显著加强，但是这种联动性呈现出一种非对称性，即我国股市对其他股市的价格上涨的信息反应灵敏，对于价格小幅下跌的信息反应不够灵敏。上证综指的开盘价显著受到美国股市的影响，且美国和英国股市的价格信息对于中国股市未来走势的预测较为准确。

本文主要通过半参数条件方差建模方法分析股权分置改革对上海股市收益率序列波动性特征的影响。文章首先对股市波动特征的刻画方法作了简单回顾，讨论了条件方差建模的基本思路以及常见方法。进一步结合中国股市的实际，运用半参数条件方差建模的方法，对上海股市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波动性特征进行测度。最后对股改前后的波动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本文主要的创新在于运用广义可加模型为基础的半参数模型的条件方差建模方法来测度股市的波动率。

汇率制度的改革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与国际接轨的核心业务。中国现行汇率制度的最大特点是由多种货币构成的，因此从理论上讲，人民币有效汇率更能真实反映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总体竞争力和实际购买力的综合状况。本文介绍了基于ESTAR结构的KSS非线性单位根检验分析法，并连同ADF和PP检验一起对我国实际有效汇率进行了实证，KSS检验结果表明，非线性过程更为有效的体现了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过程，我国实际有效汇率符合购买力平价理论。这说明现有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正逐步达到市场有效性。

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是对货币需求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前提，也是货币政策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条件。本文在Andrews和Kim（2003）样本端点结构变化检验中引入自举分析方法，并将其与SupF、MeanF和Lc统计量相结合来研究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货币需求函数是否稳定，以及1993-1996年的高通胀和2007年后新一轮通胀对中国货币需求的影响。结果表明，M1和M2的需求函数都因90年代中期的通货膨胀而发生了结构变化，应避免使用年度数据对中国货币需求进行分析；与90年代的持续高通胀不同，新一轮通胀尚没有影响到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货币政策依然有很大的活动空间。

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并存的特殊股权制度影响到中国上市公司股价和股数科学合理的确定，进而影响到几乎所有的中国股票市场实证研究结果。股权分置改革全部完成之后，涉及股改前数据的所有实证研究和数据库建设也都不能忽视改革前后的股数和股价的不可比问题。现有的基于股权分置改革的指标修正方法五花八门，也缺少合理的经济逻辑和数据支持。本文证明忽视股权分置现实，或者不适当的修正都将导致偏颇的结论，进而提出了一个通用的修正方法，即每股非流通股的价格相当于每股流通股的一个百分比。然后用实际数据对这个百分比的表达式进行了估计，从而对股权分置条件下价格模型与回报率模型进行了修正。结果显示，经过修正后的模型估计优于未修正的模型。在此基础上，我们研究了现在的全流通改革是否公平地补偿了流通股股东。结果显示，对于非流通股比率较小的公司，补偿是公平的，但对于非流通股比率较高的公司，还是存在着大的非流通股股东剥削流通股股东的现象。

本文从实证角度，详细描述了截至2007年12月31日51家AH股上市公司自上市以来的价差变化趋势，并从公司、市场、利率、投资者、重大政策多个角度深入分析了AH股价差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同一上市公司的A股对H股普遍存在溢价现象，并且AH股价差在考察区间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流动性假说和信息不对称假说对AH股价差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两地的市场波动及利率变化对AH股价差具有显著的影响，而投资者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对AH股价差的作用不显著；在控制了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之后，股权分置改革、QDII和港股直通车政策本身对AH股价差并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证明，两地股票市场分割以及内地资本流动的限制是造成AH股价差的根源。

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并存的特殊股权制度影响到中国上市公司股价和股数科学合理的确定，进而影响到几乎所有的中国股票市场实证研究结果。股权分置改革全部完成之后，涉及股改前数据的所有实证研究和数据库建设也都不能忽视改革前后的股数和股价的不可比问题。现有的基于股权分置改革的指标修正方法五花八门，也缺少合理的经济逻辑和数据支持。本文证明忽视股权分置现实，或者不适当的修正都将导致偏颇的结论，进而提出了一个通用的修正方法，即每股非流通股的价格相当于每股流通股的一个百分比。然后用实际数据对这个百分比的表达式进行了估计，从而对股权分置条件下价格模型与回报率模型进行了修正。结果显示，经过修正后的模型估计优于未修正的模型。在此基础上，我们研究了现在的全流通改革是否公平地补偿了流通股股东。结果显示，对于非流通股比率较小的公司，补偿是公平的，但对于非流通股比率较高的公司，还是存在着大的非流通股股东剥削流通股股东的现象。

人民币汇率的波动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本文选取自汇率制度改革后的826个高频日汇率数据，在使用GARCH（1，1）模型研究美元和港币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基础上，对美元、港币、日元和欧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互动性进行了研究，认为港币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持续性强于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在我国的外汇市场上，美元和港币的主导性最强，欧元次之，日元最弱。

我国银行业的改革选择了一条渐进式道路，伴随放松管制和外资银行进入，银行业市场结构不断演进。相关的实证研究由于未能充分识别我国特殊的约束条件及实证方法的缺陷，难以令人满意，但研究市场结构却是评价运行效率和政策效果的基础。本文采用实证经济学中最前沿的结构模型，利用我国30 个省级宏观数据分别对存贷款市场结构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存贷款市场均为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贷款市场的竞争高于存款市场，且均未达到古诺均衡状态；（2）对存款利率的严格管制使得存款市场的竞争没有变化，而基准利率浮动机制的实施却导致了贷款市场的竞争有所提高。 （3）贷款市场比存款市场更有效率，且存在规模经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丰硕成果。“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三十年的改革历程不断印证着伟人的预言，金融改革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共进。入世过渡期的结束，预示着我国金融业正式对外全面开放，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踏上了新的征程。如今我国已形成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分家，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分业经营，中资机构和外资机构同台竞争的日趋完善的金融体系。回顾二十九年前，小平同志提出的“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成为金融改革的先声，从此我国金融改革正式拉开序幕，并先后通过人民银行成为中央银行、专业银行到商业银行，从混业到分业、政策性银行的建立、农村信用社的回归，一直到股份制银行的改革试验、国有银行的股改和金融法治化步伐的跃进；在带给人们初偿改革喜悦的同时，更引发了我们对中国金融业改革与发展的深层次思考。特别是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金融形势和不确定的国内经济走势，更增加了我们对金融市场、尤其是金融创新的危机意识。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众多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需要我们在珍视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居安思危，力争少一点亡羊补牢之痛、多一点未雨绸缪之举，防范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