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2008-2020年国有企业债券数据实证检验僵尸企业的债券定价问题。实证结果表明僵尸企业债券存在严重的定价扭曲，且这种扭曲效应能够传染到非僵尸企业债券定价中，进而导致整个债券市场定价扭曲。具体地，（1）相比于非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信用利差较低，且存在一二级市场价差为负的情况，上述结论证实了僵尸企业债券存在定价扭曲问题。（2）上述扭曲效应在地方政府财政健康度差、承销商受地方政府控制力度大、银行承销商业绩基本面差、银行与企业存在借贷关系、以及僵尸企业风险大的组中更加显著，这些结果说明在金融分权下，地方政府通过其控制的金融资源（银行承销商）帮助僵尸企业发行债券。（3）一个省份中僵尸企业比例越大时，非僵尸企业债券的发行信用利差越低，债券市场非僵尸企业的业绩基本面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同时非僵尸企业发行债券的一二级市场价差也越小。这个结果说明，僵尸企业债券的定价扭曲会导致整个债券市场定价效率低下。本文研究结论为加快出清僵尸企业、促进与完善市场化发行机制，以及提高债券市场信息披露质量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

①长期以来，企业年金被视为国有企业的“富人俱乐部”，但一直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 ②以201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有股权性质对企业年金参保的影响。研究发现， ③依实际控制人划分，国有企业参保概率更高；依股权结构划分，有国有股的企业参保概率更高，国有股占比与参保概率正相关，国有股控股的企业参保概率更高。 ④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参保概率高于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 ⑤国有股权性质削弱了职工人数与企业年金参保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缴费比例与企业年金参保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⑥以上结论在控制了实际所得税率、劳动力密集程度、公司业绩、经营安全性等因素之后，依然成立。 该研究有助于理解国有股权性质对企业年金参保的影响，丰富了企业年金的相关研究，对推动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和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以2003-2008年中国A股市场非金融类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不同控股股东所有权性质对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及起作用的路径。研究发现：一方面，控股股东的国家所有权性质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了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其对外部融资的敏感性随控股股东的政治干预能力的增强而降低，这一优势在货币政策环境变化时更为明显，并随着政府干预能力的增强作用增大。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代理链条过长和所有者缺位加剧了企业的代理冲突，显著损害了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的市场价值，地方政府控制企业的代理问题最为严重。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有效地降低了所有权性质的代理成本，但作用有限。因此，国家所有权性质虽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但其过高的代理成本对于公司价值的损害说明国有企业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本文以2002-2007年我国“系族企业”所涉及的280家/年的上市成员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对其内部资本市场效率进行的实证检验，我们发现：从总体上看，市场化环境好的地区，其内部资本市场是有效率的。相比于非国有的系族企业，国有系族的内部资本市场是无效率的。即使是在金融业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国有系族企业的内部资本市场也是无效率的。而国有系族企业内部，由地方政府控制的系族企业的内部资本市场是无效率的。

终极所有权结构如何影响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是公司治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以2003-2005年只发行A股的824家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终极所有权结构与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实证结果支持这样的结论：（1）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权越大，掠夺的成本也越大，上市公司会使用更多的长期债务；（2）两权偏离度越大，债务融资的代理成本会越大，上市公司会使用更多的短期债务；（3）随着两权偏离度的增大，家族式终极控制股东对财务困境担心的壕沟效应会促使公司延长债务期限，使用更多的长期债务，而差的公司治理使得债权人仅愿意为政府终极控制的公司提供更多的短期债务。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国有企业高管“天价薪酬”与“零薪酬”并存的乱象，引起社会 公众的广泛关注。本文针对国企高管薪酬改革的制度背景，选取2004-2007 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 分析了国企高管通过其权力影响获取私有收益、进行薪酬操纵的行为策略及其价值效应。研究发现： (1)国有企业高管的权力越大，其获取的私有收益越高，但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高管偏好隐性的 非货币性私有收益，而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高管更偏好显性的货币性私有收益；(2)从薪酬业绩 敏感性来看，管理层权力越大，薪酬与操纵性业绩之间的敏感性越大，表明随着权力增长，管理层会 倾向利用盈余操纵获取绩效薪酬；(3)通过对实际薪酬的分解，发现激励薪酬具有正面的价值效应， 而操纵性薪酬具有负面的价值效应。文章认为拓宽高管激励渠道，转变控制策略的内部治理机制以及 聘请高质量审计服务、提高机构持股比例的外部监管机制可以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薪酬操纵行为。

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治理特征使得经理人的选择对有效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经营目标至关重要,通过选择合适的管理者并在必要的时候对其进行变更是股东保障自身利益，规制经理人行为的重要手段。多元化企业的经理人选择行为较单一化企业更加复杂，本文考察了多元化对经理人变更的影响，并从我国股票市场的特点出发，考察政府控制对上市企业管理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多元化和政府控制因素均对经理人变更及变更后的绩效有显著影响。

本文结合中国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政策背景，就市场化改革对国有企业薪酬契约这一重要治理机制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我国2000-2005年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推动了国有企业经理薪酬水平的上升，增强了经理薪酬之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同时，相对于会计业绩而言，市场业绩在薪酬契约中的作用有逐渐增加的迹象。进一步研究表明，行业保护、经理政治背景和政府控制级别影响了市场力量塑造国有企业薪酬契约的能力。本文为市场力量推动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动态变迁这一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T

本文研究发现中国的治理环境、公司控制人性质对债务契约假说产生了不同于成 熟市场经济的一些行为特征。以我国1999 } 2004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结果发现:公司的 负债水平越高，盈余管理动机越强烈。由于政府控制公司的债务约束软化，负债水平对其盈余 管理并无明显影响;而在非政府控制的样本组中，公司的负债水平则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 对作政府控制公司而言，治理环境因素显著影响负债水平与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 市场化程度高、政府干预少、法治水平高的地区，这种正向关系更为强烈。

本文以2001-2004年间使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174笔大宗股权交易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外部治理环境和产权结构对大股东控制权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较好的外部法律制度环境会降低控制权价值；在转轨经济中，具有政府背景的大股东，其控制权价值高于没有政府背景的大股东；较高的股权制衡程度能够降低大股东的控制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