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 2002-2012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 31 个省区省级主政官员的更替数据为研究样本，从政治不确定性的视角，基于中国省级主政官员更替这一具有“准自然实验”性质的事件，利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实证检验了政治不确定性对公司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更替对公司股票收益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正向影响程度在国有企业和非政治关联性企业的样本中更为显著；同时，政治不确定性因政治不确定性强度对公司股票收益率的影响而存在明显差异，在省级新任主政官员来自于异地这一子样本中正向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宏观政治环境和微观企业行为”这一领域的文献。

本文以2003—2010年沪深两市家族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家族控制权特征与银行信贷合约之间的关系，以检验家族控制权寻租效应和效率效应的适应性情景，结果发现，家族通过金字塔结构和超额董事席位两种控制权增强机制对上市公司的超额控制程度越高，其获得银行信用借款的比例越低，获得担保借款比例越高。家族对企业的超额控制权传递着公司未来预期和信息风险，增加了银行面临的代理成本，属于寻租观而非效率观。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控制程度与银行信用借款之间的负相关性在具有政治关联、较高公司声誉和公司透明度的企业中会降低。地区法律制度水平会降低家族超额控制引发的代理成本和信贷违约风险。银行业腐败会降低银行对借款企业超额控制所引发的信贷风险的评估能力。此外家族控制权结构影响企业信用借款的机制是通过提高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来实现，家族对企业超额控制程度越高，企业债务违约概率越高。

本文从产业政策的视角深入探讨了企业聘请具有商业银行背景的人士担任公司董事（银行关联）的动机及其对债务融资的影响。论文发现，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更有动机去建立银行关联。论文还发现，企业建立银行关联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的银行借款总额和长期借款。对于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而言，建立银行关联会显著减少其长期借款水平，以应对产业政策对长期债务融资的限制。但是，企业建立银行关联并不会显著降低银行借款成本。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对于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而言，政治关联与银行关联发挥互补作用，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理解企业如何突破制度约束所带来的发展瓶颈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视角。

基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政治关联本文实证检验中国银行业改革是否成功。选择2003-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分别采用OLS回归模型、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和随机效应面板回归模型从银行贷款可获得性、银行贷款数量和银行贷款结构三个维度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政治关联并不显著地正向影响银行贷款，甚至为显著负向影响。最后通过上市公司财务信息、银行贷款余额、上市公司融资偏好和商业信用四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因此，从政治关联的角度来看，中国银行业改革是成功的。

本文从产业政策的视角深入探讨了企业聘请具有商业银行背景的人士担任公司董事（银行关联）的动机及其对债务融资的影响。论文发现，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更有动机去建立银行关联。论文还发现，企业建立银行关联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的银行借款总额和长期借款。对于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而言，建立银行关联会显著减少其长期借款水平，以应对产业政策对长期债务融资的限制。但是，企业建立银行关联并不会显著降低银行借款成本。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对于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而言，政治关联与银行关联发挥互补作用，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理解企业如何突破制度约束所带来的发展瓶颈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视角。

基于官员董事的视角，本文将对政府股权与银行行为关系的研究推进到董事会层面。我们以我国2006-2010 年的城市商业银行样本考察了官员董事这一特殊的政治关联方式对银行审慎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官员董事特征及独立董事、女性董事的作用。结果表明相比没有官员董事的银行，存在官员董事银行的审慎行为较差，且官员董事的行政级别越高、年龄越大，这种作用也越大；更重要的是银行股权性质事实上并没有对审慎行为产生显著而稳健的影响。同时，独立董事能够显著的弱化官员董事的作用，且在没有官员董事时，女性董事能够增强银行的审慎行为。此外，我们还考察了样本选择偏差和变量定义问题，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本文的结论对于完善银行治理、防范金融风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如何提高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执法效率是近年来财务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资本市场能否健康有序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本文以2000-2010年沪深两市因违规受到处罚的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处罚公告前监管部门的查处及时性、处罚公告前后高管被迫离职、处罚公告时的市场反应三个维度，深入考察政治关联是否影响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执法有效性。研究发现：（1）监管部门对政治关联公司的违规查处存在时滞效应，其查处周期显著长于无政治关联公司；（2）在处罚公告前一年和后一年，政治关联公司高管的被迫离职率均显著低于无政治关联公司；（3）违规处罚公 告时，政治关联公司的负向市场反应大于非政治关联公司，且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国有样本里。这说明，政治关联会削弱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执法效率，且“违规查处及时性”和“高管变更”是两种重要的影响路径。

诉讼是一种高成本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一般是在双方关系僵持到破裂甚至公开对立时才使用。当银行对不能及时归还借款本息的企业提起诉讼时，一方面破坏了银企关系，作为一种惩罚也破坏了声誉的隐性契约作用，其“社会实施”机制导致企业原有的声誉资产丧失，造成了企业信贷融资规模的大幅下降，与同行业的其他企业相比也有显著差异。对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的检验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借款可得性受到的影响要比非国有企业小，政府的“援助之手”为国有企业提供隐形担保，信贷歧视现象依然存在。而与政府结交、建立政治关联，可以有效缓解非国有企业的信贷困难。

以1999—2001 年沪深两市334 个配股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 了政治干预、政治关联与权益资本成本间的关系。我们的研究发现，政治干预对国有企业的 权益资本成本产生了显著地负面影响。政治关联整体上并没有影响国有企业的权益资本成 本，但考虑不同的政治干预程度后，政治关联在政治干预比较厉害的公司能提高权益资本成 本。另外，非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同样增加了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结果说明政治关联给大 部分公司带来的是更大的政府干预的风险。

本文以我国2002-2006年上市民营企业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在控制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绩效存在的内生性关系后，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的经营效率越差；实际控制者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也越差。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制度环境的不同对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不同影响，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减弱和法律保护程度的提高，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对于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也在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