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国企在我国经济社会中除了创造经济价值和国家税收外，还承载着广泛的社会责任与企业担当。受行业属性、经营状况和政策因素等多方面影响，部分央国企长期存在市场估值偏低、投资者情绪低迷的问题。中国特色估值体系的提出与实践，有利于修复当前国企和非国企估值水平割裂的现状，对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股吧文本、股票市场交易和公司股权数据，采用模糊断点回归设计，评估中国特色估值体系提出之后上市公司经营性质对于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特估”在官方层面正式提出后，上市公司国有控股经营性质对个股投资者情绪有显著的提升作用；（2）该效应在日常消费品、工业和通讯服务三大行业和高市值公司较为明显，且在时间维度上具有短期滞后性和长期衰减性；（3）本文进一步发现，这一处理效应可能通过股息偏好机制发挥作用。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对“中特估”效应定量分析的空白，有助于理解新形势下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优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对引导市场投资者情绪也有一定的政策和企业决策参考价值。

为评价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本文基于企业面板数据全面考察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对企业债券到期收益率和企业信贷融资成本的影响。首先，基于企业债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开市场操作所形成的政策利率（以下简称 OMO 利率）对企业债到期收益率存在显著的正向乘数效应。其次，基于上市企业财务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OMO 利率对企业信贷融资成本存在显著的正向传导效果。最后，非对称性的研究结果表明，OMO 利率上升对债券到期收益率的推升效果显著大于下降时的降低效果。本文的研究证实了，从实体经济角度而言，公开市场操作是高效率的货币政策实施工具，其所形成的OMO 利率是有效的货币政策测量指标。

我国共同基金市场的规模在近十年急速扩张，而对于基金经理和基金管理公司谁是决定基金业绩的重要因素的问题仍存争议。本文基于1998-2021年的共同基金、基金经理和基金管理公司数据，采用Abowd, Kramarz, and Margolis （AKM）提出的方法和Mover Dummy Variable（MDV）方法，利用移动者提供的流动性，分离识别了基金经理（人才）和基金管理公司（平台）的固定效应。研究发现在决定基金业绩方面，人才比平台更重要，且重要至少9倍。在不同市场环境中，熊市中人才变得更加重要。在基金类型方面，相对于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和混合型基金受人才的影响更大。根据业绩分层，在业绩较好的基金中，人才较平台更为重要，而在业绩较差的基金中，平台的重要性相对提高。通过分析不同跳槽方向的基金经理，发现研究结论不受人才与平台之间依据业绩和业绩差异匹配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基金从业者、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资者在选择平台、人才、基金等方面均有指导意义。

本文研究放松信贷约束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提出放松信贷约束对生育具有三方面影响。（1）家庭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对生育有“收入效应”；（2）教育投资增加提高生育边际成本，对生育有“替代效应”；（3）育儿挤占劳动时间，“干中学”效应下工作技能水平降低，未来收入减少，对生育有“挤出效应”。在三种公共政策与金融组合中，托育服务与放松信贷约束组合能实现“更高生育率、更高人力资本增长”双目标。

“注册制”改革后，新股弃购现象逐渐增多，已经成为新股市场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对影响新股弃购因素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投资者行为的理解，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以科创板个人投资者新股中签后的弃购行为作为研究场景，从“信息效应”和“关注效应”的视角结合发行人基本面、资本市场情绪和投资者关注度三个代表性指标研究了个人投资者新股中签后弃购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发行人基本面、缴款时市场情绪和投资者关注度均对个人投资者弃购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市场情绪是导致个人投资者弃购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2）2021年9月份科创板定价制度显著提升了个人投资者的弃购率，并且造成投资者弃购决策更加依赖市场情绪。（3）弃购率高的企业IPO后续表现较差，说明科创板投资者趋于理性，并且参与弃购的个人投资者是聪明的投资者。本文结果表明企业层面，市场层面和网络信息层面的信息能够影响个人投资者交易行为，并且科创板的个人投资者中存在聪明投资者。因此，监管机构应完善科创板主承销商包销制度，允许聪明投资者弃购新股将有效制约科创板的“三高现象”。

本文基于有限注意力假说, 用分析师共同覆盖构建公司相关性, 检验了 A 股市场关联公司之间股票的动量溢出效应. 研究发现, 以共同覆盖分析师数量作为权重构建的关联公司股票加权平均收益率, 能正向预测焦点公司未来 1∼12 月的收益率, 基于关联公司收益率构建的多空组合可获得 10%∼12% 的年化超额收益; 在截面回归中, 关联公司动量溢出效应较同行业或同地区公司的动量溢出效应更强. 异质性分析表明, 在拥有更多分析师共同覆盖、非明星或低学历分析师共同覆盖, 以及焦点公司股票被更多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持有时,关联公司动量溢出效应更强, 说明该效应的成因与分析师和投资者的有限注意带来的行动迟缓和反应滞后相关. 本文的工作对 A 股市场跨资产动量效应给出了全新证据, 对市场监管与投资者决策具有参考价值.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气候政策在中国经济系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有文献已经关注到气候物理风险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但较少考察政策维度的气候风险即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此,文章构建了公司层面的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考察了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会诱发企业升级困境,显著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每上升 1 个标准差,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约5.2% 个标准差。机制分析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会挤出实体投资和绿色创新投资,挤入金融投资,从而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在风险传导较强、风险应对较差以及政策引导比较薄弱的企业中更加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企业升级困境会弱化其市场竞争力和价值链话语权。文章研究表明,政府应关注气候政策不确定性问题,通过营造更加稳定的气候政策预期来缓解企业升级困境。

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进程中,有效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是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的关键环节。文章基于 2016—2019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大数据发展“政用指数”刻画各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评估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显著降低了企业非生产性支出。上述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政府建设抑制企业非生产性活动的效应对非国有企业、政府管制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以及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地区更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建设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效应随着政务服务效能的提升而减弱,且数字政府建设会显著改善企业面临的税收环境。这意味着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是数字政府建设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重要机制。文章证实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于抑制企业非生产性活动的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夯实经济发展效率的变革提供政策借鉴。

中国产业链企业存在专利创新“量质错配”陷阱,这阻碍了创新要素的沿链扩散与技术整合,导致重点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难以实现有效突破。文章从产业链治理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机构纵向持股能否提升产业链企业的专利创新质量。研究发现,嵌入产业链的机构纵向持股与企业专利创新质量之间呈现出“U”形非线性关系。在 U-test 非线性测试、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和反向因果等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机构纵向持股的投资组合权重以及产业链上下游非对称持股影响其治理行为。其中,监督型机构纵向持股在企业专利创新治理中发挥主要作用；随着产业链非对称持股程度加大,来自联结供应商或者分销商的机构纵向持股的治理策略逐渐由“策略均衡”向“主动干预”演化,从而提升企业专利创新质量。在作用机制方面,当持股比例小于 26.27% 时,机构纵向持股通过纵向关联交易和垄断竞争强化垄断效应,降低企业专利创新质量；当持股比例大于 26.27% 时,机构纵向持股通过企业供需优化和委派董事加强协同治理效应,以此促进专利再配置和专利引用,进而加强创新扩散效应,提升企业专利创新质量。文章的研究结论可以深化对机构纵向持股这一新兴持股模式促进产业链企业专利管理的认识,同时也为政府监管部门制定关于产业链韧性和稳定的相关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中央金融强监管政策效果受到高度关注,但补齐地方金融监管短板的重要性却鲜有提及。文章基于 2018 年省级地方金融办集中升格为地方金融监管局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了地方金融监管改革能否促使实体企业“脱虚向实”而回归本源。研究发现,地方金融“办升局”所引起的金融监管强化会显著促进实体企业“脱虚”去金融化,且主要挤出了其出于逐利性动机而参与的金融活动,这是通过阻隔影子银行逐利渠道和民间金融投资渠道实现的。进一步地,地方金融监管改革能够显著推动实体企业“脱虚”后“向实”,促进主业投资,提升主业业绩。此外,地方金融监管改革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度环境较差、财政分权程度较高、城投债发行规模较大和银行业竞争度较低的地区。文章初步厘清了地方金融监管改革效应传导至金融化实体企业的机理路径及经济结果,为金融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