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以中国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1-2005年跨越多个年度的大样本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股权集中背景下大股东持股及其他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具有区间特征，两者间呈现出一种“N”型的三次曲线关系。且发现在股权集中背景下，公司价值与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大股东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度、独立董事比例、高管持股比例负相关，而与股权结构的制衡水平正相关。表明在中国股权结构高度集中和对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不完善的背景下，合理安排股权和控制权结构就显得非常重要。

本文选取2007年6月30日之前到期的18只权证为研究对象，考察我国权证的上市日效应和到期日效应。结论是：在5%显著性水平上，以一天为时间间隔，我国权证的上市日效应和到期日效应均不显著。

本文区分国内外期铜市场价格的长记忆成分和短期波动溢出效应，采用信息共享模型和永久-瞬时模型分离出不同期铜市场价格间的长记忆成分，得到不同市场期铜价格对“隐含有效价格”的贡献度；而且，利用t分布的BEKK模型分析两个市场期铜价格的短期波动溢出。特别，我们在BEKK基础上定义了不同变量间的波动溢出项，对两个市场期铜价格的波动溢出进行了度量。根据测算结果，我们发现国内外期铜价格有着紧密的联系，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国外市场期铜价格的影响力都较大。

本文在对中国当前的三种农民工养老保险实际运作模式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在一系列假设前提下，提出了一个存在外来人口进入的动态劳动力市场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引入养老保险的两期动态生命周期模拟模型。 论文探讨了农民工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后可能存在的7种情形以及4种养老保险模式，并且对不同情形、不同养老保险模式选择下的劳动力市场变量、社会福利变量以及养老保险体系变量共3类22个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模拟分析，就经济效应对若干参数的敏感性进行了讨论。

本文依据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运用总生产函数和两部门模型，揭示了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微观机制， 从理论上证明了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保险业发展对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为其外部正效应。同时由于我国保险业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使得保险业的边际生产力低于其它部门。 因此，建议政府要重视并扶持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保险业，未来的中国保险业必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本文结合中国制度背景，理论推演公司治理与债务期限水平之间关系。接着，采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应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公司治理如何影响债务期限水平，采用参数和非参数检验程序实证检验法律制度对债务期限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治理确实影响债务期限水平。实证结果支持了这样的论点——当公司治理水平高时，内部人（管理者/控制股东）受到更严格的监督，更少的管理者壕沟效应，控股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受到限制，公司将使用更少的短期债务。这些结果表明公司治理与短期债务的使用之间存在替代效应。

中国货币市场的短期利率存在明显跳跃行为，本文采用Gaussian-jump-ARCH和Vasicek修正形式等跳跃—扩散模型，对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的7天期利率进行实证研究。结论说明新股申购能够显著的解释利率的跳跃行为：新股申购日之前的三天内，7天利率跳跃概率已经显著提高，并产生向上跳跃；申购日之后，利率又发生显著的向下跳跃，申购日之后第一天的向下跳跃最为明显。通过新股申购的微观效应和股市宏观经济效应等渠道，股票市场影响货币市场的短期利率跳跃。

本文以2005年中国上市公司开展的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产业效应对公司并购动机和并购绩效的影响。在对整体样本的并购绩效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横向、纵向、混合三种不同类型并购的绩效进行了分析比较并对产业创新型并购和非产业创新型并购的产业效应差别进行了分析。从整体来看，产业效应对公司并购的影响可以忽略。同时产业效应对公司并购绩效确实有影响。产业效应对不同类型并购的影响是不同的，其中对混合并购具有积极的、显著的影响，而对横向并购的影响最小。从产业效应的视角来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进行分析，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前期研究试图用利率变量来解释股价和汇价联动，但经验分析难以获得证明和支持。随后又有大量文献研究各国股价联动或汇市之间联动，但涉及国家样本太少并且尚未获得一致的结论，难以说明这些结果具有普遍性质。Hyuk Choe et al. (1998)首次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本土投资者在危机来临之前的抛售行为快于外国投资者，随后又有大量研究对此进行证明，但都是局限于从股市到股市的研究，极少涉及汇市与两国股市的联动。本研究采用了MGARCH模型（三元GARCH）证明了汇市与两国股市的联动。研究领域不再仅限于从股市到股市，而且两者之间的汇市也受其波及。本研究的结果证明：金融市场规模的不对称性会影响联动出现的显著性；地域和规模越接近，三者之间的联动效应就越强。这也证明了亚洲金融市场联动具有地域规模特征。

本文研究了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后的超额短期借款现象，通过理论分析探讨了中国转型经济特有的信贷制度和股权再融资的监管环境对企业融资以及投资行为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导致超额短期借款出现的事前效应假说――私有利益驱动下的扩张冲动和资金占用，以及事后效应假说――在实际控制人追逐私利的影响下因经营业绩恶化造成的短期借款“超额”。随后的经验分析支持了本文的主要假说，这一现象应成为重要的预警信号，引起债权银行和监管部门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