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制度选择是国际金融领域重要议题之一，本文通过构造开放型新凯恩斯的分析框架，从理论上探讨了一国汇率制度选择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匹配关系。通过数值模拟与福利分析，本文得到以下两条结论：(1)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实行相对浮动汇率制度有助于本国福利的提高，这种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尤为明显；（2）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会增加本国的福利损失，且在越为固定的情况下，这种福利损失越为明显；与此不同的是，在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下，福利损失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且随着汇率弹性的增加，这种降低更为明显。本文最后还通过对 20 国集团汇率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验证了上述结论。

“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我国将进行汇率制度与金融体系改革，那么两项改革应该如何匹配进行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构建新凯恩斯模型，通过数值模拟与福利分析探讨了两种不同利率规则下汇率制度改革与金融体系改革的最优匹配。经研究发现：（1）预期利率规则下，福利随着金融发展速度的提高而降低，且福利损失最小值出现的位置随着金融发展速度的提高而趋向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2）非预期利率规则下，福利随着金融发展速度的提高而降低，且福利损失最小值出现的位置随着金融发展速度的提高而趋向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同时，当金融发展速度较快汇率制度较为固定时，本国福利会有显著的降低。本文对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与金融体系改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文基于中国宏观季度数据的 SVAR 模型，采用 Narrative 方法和脉冲反应函数，在分解和识别货币政策 冲击的基础上，考察了不同货币政策的宏观效应，发现：货币供给水平政策的实施较为随意，宏观调控效果较差； 货币增长率存在盯住通胀的规则，对实际产出具有显著而持续的效应；央行的名义利率政策同时盯住通胀和实际产 出，宏观效应较好，然而对通胀表现出正负交错性效应。然后，在估计中国货币政策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构建货币 新凯恩斯模型，进一步考察了市场化利率下不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发现：相对于数量型货币供给规则，名义利率 货币规则能最有效的调控实际产出和通货膨胀，且不容易引发经济波动。基于此，我们给出了中国有效货币政策规 则的设计。

世界各国政府积极地推行的通胀目标政策，导致了当前的流动性泛滥，价格的发散以及全球性通胀，利率的长期偏离又引致投机的盛行，低效的投资和资产泡沫的膨胀，当这种短期性增长不可持续时，经济将以危机收场，最终恢复至本来位置。本文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机制下，建立了具有非零通胀稳态的粘性价格和粘性工资的新凯恩斯模型，研究了财政支配机制中的最优通货膨胀，分析表明：财政和货币政策共同决定通胀，财政支配机制中的最优通货膨胀正向偏离稳态，而这种偏离是以财政对因通胀产生的资源配置扭曲性影响的效用补偿为前提的，即当财政对社会存在效用的补偿时，才具有正向偏离稳态的最优通胀，这是“适度的通胀有益于经济增长”的唯一理由。同时，最优的实际利率大于零，且最优的名义利率为通胀与实际资本回报的比例之和，财政的补偿性效应的存在并不对利率和通胀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即财政补偿效用和实际利率是对通胀所产生的资源配置的扭曲性影响的对价补偿。分析同时还表明财政和货币协作是治理通胀和平抑波动有效政策方式，通胀和利率相当于一个硬币的两面，两者长期的偏离不导致社会福利恶化的唯一可能性条件是财政对社会的效用补偿。

世界各国政府积极的通胀政策导致了当前的流动性泛滥，全球性通胀以及经济渐入下行通道，最终将导致深层次的经济调整以及社会福利的急剧恶化，而反映这一周期性经济现象的理论体系却也未能有效地解除危机的困扰。本文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机制下，建立具有非零通胀的粘性价格和粘性工资结构特性的新凯恩斯模型，分析了Ramsey均衡下的最优通胀以及与之对应的最优利率。分析结果表明：确定性最优通胀为零，确定性最优利率应该等于通胀与因持有货币而放弃的无风险收益所获得的补偿之和；在Ramsey最优均衡下，最优通胀是一个相对于非零通胀稳态的紧缩率，并且紧缩的水平和程度在不同情形中呈现出较大的不一致性，同时，最优通胀要求最优实际利率大于零，并且最优的实际货币数量应该等于零，即名义货币数量不大于通胀水平。我们还对比分析利率规则与货币增长率规则之间的区别，结果表明财政政策会增加通胀趋势效应，货币增长率规则所引致的经济波动要比利率规则高，而高的波动性给经济造成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可能使通胀超出非零稳态的最优水平。在一个更加前瞻的视角上，这一组最优关系中利率作为持有货币而放弃的无风险收益的对价补偿，其长期的偏离最终可能会积聚资产泡沫为危机埋下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