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

  • 详情 老龄化背景下养老社会保障的财税风险管理研究
    在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的背景下,我国养老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筹资放缓、支出刚性上升与区域负担失衡等多重压力,财税可持续性风险由局部性问题逐步演化为系统性挑战。本文立足财税治理视角,在梳理我国养老社保财税支撑现状的基础上,围绕筹资端、支出端和长期运行三个层面识别主要风险,并从制度设计、政策协同、人口结构变化及征管监管机制等方面剖析风险成因。研究进一步结合德国、日本、美国及北欧国家的实践经验,提炼出“法治化筹资、参数化调节、数据化征管、协同化治理”的共性路径。基于此,本文提出优化养老筹资机制、重构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完善风险预警体系、强化财税政策协同的治理方案。研究认为,养老财税风险防控的关键不在单一政策加码,而在于建立跨周期、可预警、可调节的制度框架,实现养老保障公平性与财政可持续性的动态平衡。
  • 详情 中国银发经济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现状、挑战与创新发展路径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与深化,“银发经济”已从社会议题升维为国家战略,成为驱动经济结构转型、保障民生福祉与维护长期发展安全的关键领域。本文立足于金融学与产业经济学的交叉视角,旨在系统构建并剖析服务于中国银发经济的金融支持体系的完整逻辑。研究首先科学界定了在新时代背景下银发经济的内涵、外延与产业生态图谱,其范畴已超越传统养老,延伸至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宜居环境、科技智能及财富传承等全链条。研究的核心命题在于:一个高效、包容且可持续的金融系统如何有效动员、配置与风险定价,以支撑这一庞大且异质性强的需求体系转化为现实的产业动能。 本文通过理论演绎、国际比较(深度借鉴美国、日本、德国等典型模式)与国内政策-市场案例分析,全面评估了当前中国银发经济金融支持的四大支柱——养老金金融(三支柱体系的市场化运营与资产配置)、养老服务金融(面向老年个体的信贷、保险、信托及财富管理)、养老产业金融(面向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融资)以及养老金融科技(科技赋能下的服务模式革新)的发展现状与内在结构性矛盾。研究揭示,当前体系面临长期资本供给不足与产业回报周期漫长的根本矛盾、金融产品供给侧的同质化与老年群体需求侧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之间的显著错配、以长期护理保险为代表的风险缓释机制严重缺失,以及政策激励碎片化、监管标准不统一等系统性挑战。 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套旨在实现“金融-产业-社会”良性循环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与创新发展路径。其核心在于:深化养老金市场化投资改革,引导巨额长期资金有序、精准注入银发产业核心领域;推动金融机构开展 “深度适老化”创新,开发契合生命周期特征的普惠型金融产品;构建 “政府引导基金+银行信贷+保险资金+社会资本” 的多层次风险共担产业融资生态;大力培育以数据驱动和场景融合为特征的养老金融科技,提升服务可得性与效率;最终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涵盖法律、监管、标准与财税工具的综合政策支持生态。本研究论证,构建一个强大而敏捷的金融支持体系,是充分释放中国银发经济巨量潜能、系统性应对老龄化挑战、并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全民共同富裕的金融基础设施与关键引擎。
  • 详情 债务危机中传染性、道德风险和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
    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除了要有未雨绸缪的“先手棋”,还要有见招拆招的“对攻术”。由于系统性风险有时隐藏很深并且具有突发性,因此,提前做好发生债务危机时的应对方案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重要一环。本文将债务危机中的传染性和道德风险纳入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根据包含三个变量的贝尔曼动态规划法和三维相位图分析,发现政府可以采用四步法判断是否对发生债务危机的个体机构采取应对措施。根据真实数据估算的参数进行数值模拟,美国银行危机中政府应该在危机爆发时就采取应对措施,这样损失仅为132.23亿美元,如果晚一周采取应对措施,损失会增加到6918.87亿美元;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中政府应该在危机爆发后1——5个月内采取应对措施,这样损失仅为700亿元,如果晚半年采取应对措施,损失会增加到1561亿元。本文的研究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见招拆招的“对攻术”提供简单易操作的方案。
  • 详情 如何解决人民币的“内升外贬”?
    近年来,中国面临“资本外流”与“通缩压力”并存的独特现象,即国内货币购买力上升(通货紧缩)与对外汇率持续承压并存。这种“内升外贬”现象与经典经济学理论的购买力平价说相悖。为应对这一现象,文章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包括发展新质生产力、实施收入对冲机制、推动“商品+服务”双顺差、打通政策孤岛、构建内外联动制度体系、实施资本管制的“非对称开放”、开启跨境支付新赛道等。这些措施旨在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型向规则输出型转变,从被动防御向主动造局转变,最终实现经济发展范式转变。
  • 详情 因子模型能定价期权收益吗?
    金融资产因子结构映照着风险与收益的权衡,因子模型能否同样描绘期权收益?期权合约存续时间极短、风险敞口变化频繁,难以应用传统因子模型进行定价。工具主成分分析方法(IPCA)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动态风险载荷形式与期权风险特征高度吻合。本文尝试采用IPCA模型揭示上证50ETF期权的因子结构。研究结果表明,三因子IPCA模型能够解释超过87%的单个期权收益变化和超过99%的投资组合收益变化,表现优于现有的期权因子模型以及静态PCA模型。IPCA因子与期权在值状态偏度、剩余期限斜率以及Gamma价值紧密联系,能够解释40%至60%的因子变化。本文的研究对于优化投资组合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监管者提高期权市场定价效率,促进衍生品市场稳健发展。
  • 详情 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延迟退休与养老金可持续性
    劳动力供给的持续下降和传统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给基本养老保险带来了更大的运行压力。在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两种养老制度具有完全不同的给付方式,二者对员工退休意愿的差异化作用及对养老金可持续性的影响将直接关系中国养老保障体系未来的发展方向。文章基于世代交叠模型(OLG)理论框架,分析了在不同的养老金给付方式下员工的退休决策,并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总体上,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使员工产生了显著的提前退休意愿,参加企业年金使员工产生了显著的延迟退休意愿,但同时参加两项养老保险的员工退休意愿不显著。受企业年金异质性作用的主导,参加两类养老保险项目对不同特征员工退休意愿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对女性、无职称、无资格认证和非高等学历人员,企业年金的延迟退休效应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企业员工退休时间越晚,个人基本养老保险财富金额会越少,同时继续工作还会损害健康,耗费更高的医疗成本,致使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员工会产生提前退休意愿;企业年金财富随退休时间的延长而逐渐积累,当延迟退休所带来的企业年金财富收益引致养老金总体财富增加时,员工就会产生延迟退休意愿。因此,政府通过优化企业年金减少延迟退休阻力的方案在经济上是可行的。文章的结论为中国通过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推动延迟退休制度、提升养老金可持续性提供了政策启示。
  • 详情 如何建立防止农民规模性返贫的金融结构
    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坚决防止规模性返贫”。文章通过对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易县格莱珉小贷模式、政府金融扶贫方式的分析,指出了农村金融体制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过去依靠政府扶贫资金担保和贴息换取金融机构对贫困户贷款,虽然也能帮助脱贫,但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贷款信息不对称、成本高、风险大问题,将来政府停止担保贴息,银行就会停止贷款,农民失去金融服务还有可能规模性返贫。因此需要建立政府主导、市场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结构。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对农村金融发展逻辑进行了延伸分析,科学设计了由“普惠性金融+政策性金融”村庄银行、“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乡村银行经管系统与八大辅助系统组成的“二梁八柱”农村金融架构,并对农村金融结构及其建设步骤提出了建议。
  • 详情 自贸区发展的时空异质性、功能定位与金融支持
    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在经济新形势下实施的重要政策。自贸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时空异质性:时间异质性体现在各自贸区成立时间不同,发展水平不一;空间异质性表现为自贸区在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和要素吸引力等方面存在空间差异,因此各自贸区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不同。根据自贸区建设方案,将其功能定位归纳为四类,分别是以资源支持行业、研发投入行业、航运物流业、现代商贸业为重点发展行业的自贸区。为促进自贸区发展,金融支持作用不可忽视。基于自贸区发展的时空异质性,针对其功能定位提出差异化金融支持对策,并进一步强调自贸区金融的联动合作,以期为自贸区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 详情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
    本文基于2003-2017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在"高送转"与现金股利之间如何选择的影响。本文发现,当控股股东进行了股权质押时,上市公司更可能推出"高送转"的利润分配方案,回避或降低现金股利的倾向更高,这与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对"高送转"与现金股利之间偏好差异一致;这一关系在控股股东质押股份比例越高、质押股权面临的平仓风险越高时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在公司股利政策选择方面的经济后果,并为市场投资者对"高送转"以及现金股利的不同偏好提供了增量证据。
  • 详情 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逻辑与路径: 国际经验与本土选择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迅猛,新型金融组织、业态和产品不断涌现,给传统的机构型分业监 管模式带来了重大挑战,中国金融监管进入大变革时代。在 2017 年 11 月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后, 2018 年 3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调整原来的 “一行三会” 为 “一委一行两会”。此番改革的核心在于加强监管 协调,引入功能监管和强化审慎监管,但仍然保留了以行业为基础的分业监管体制。在监管逻辑上,应当借鉴 经济学的丁伯根法则和公共选择理论,金融监管应当以统筹防范金融风险为中心,根据金融风险的分类界定监 管政策目标,配置相应的政策工具,最大限度地利用协同效应和减少冲突效应,并保障监管部门有能力抵制相 关利益集团的负面影响。在改革路径上,虽然没有在根本上变革监管模式,但这符合我国现阶段金融特点和市 场发展水平,值得充分肯定; 但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监管体制应当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具体国情, 进行监管模式的转变和创新,从分业监管完全转为混业监管。在混业监管模式中,不宜采用将各个分业监管机 构简单合为一体的统合监管模式,而应采用目标 ( 双峰) 监管模式,按照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的目标差异划分 监管职责和设立监管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