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实物期权方法分析股东和债权人间存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杠杆公司的投资决策。研究结果显示：无破产风险时，股东价值最大化和公司价值最大化两种决策目标是一致的；进一步，将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下的投资门槛值作为比较标准，给出依据股东价值最大化进行投资决策时发生“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条件。

本文以1999年到2001年发生股票名称变更的14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股票名称变更对股价的短期影响。研究发现，公司股票名称变更实质上不具有任何经济意义，也不向市场传递新的信息，但这一“事件”却引起了股价的显著波动，而且这一波动呈现出显著的过度反应特征。这种股价波动可能与中国A股市场投资者的投机行为有关。由于既具有“事件”特征，同时又不包含新的信息的“非事件”在市场上很少出现，我们的这一研究为探讨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和研究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特征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资料

本文以中国证券市场上2000年至2002年期间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经过一定调整后的截面Jones模型估计出的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考察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事务所变更、事务所特征、行业成长性、公司规模、经营业绩、资产负债率、上市年龄以及样本所在年度后，审计任期与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呈正U型关系，即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审计任期小于一定年份（约6年）时，审计任期的增加对审计质量具有正面影响，而当审计任期超过一定年份（约6年）时，审计任期的增加对审计质量具有负面影响。

从银行资金营运和业务活动可以看出银行的收支不同于一般的企业，表现为利息收入软性化和利息支出刚性化，这是困扰银行经营与资金流动的结点；银行赢利的关键在于机会成本的选择和贡献毛益变动的活性信息；差别成本是银行规模经济的适度标准，而财务重整与内部管理可把无效益资金压到最低点，责任会计与金融创新将是银行财务效益的新增长点。

1997-1999年期间，亚洲新兴市场所经历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在信用风险管理上的严重不足，其结果是从韩国到印尼的许多银行都无力重新启动贷款业务，从而也限制了这些国家国民经济的恢复，国民经济主要是依靠银行借贷业务进行企业投资得到恢复的。亚洲以外的市场也一样,在拉美――尽管拉美有经济危机的前车之鉴――在东欧和俄罗斯，贷款发放和信用危机管理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由此，这些银行就会把制定资产负债表列为即将进行的日常工作。即使是世界上最大的几家日本银行，在十年的紧缩危机后，还在大量呆账并在新信用业务质量低劣的重重压力下苦苦挣扎,严重限制了其挤身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信用业务的行列。此外，由于新兴市场国内银行的信用风险值高达其总风险值（VaR）的80%~90%，所以比起市场和运作风险来，信用风险问题更为严重。

在地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多元化”融资虽说是无奈之举，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缓解了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但由于各地政府普遍性地存在融资方式和融资主体的不规范，不仅累计的地方债务日益庞大，而且积聚的风险更难测度和监管，已经成为威胁宏观经济和社会安全的隐患。本文尝试从风险成本角度，讨论发行地方债券可以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能性。

信息操纵与内幕交易是市场经济的敌人，而惯性交易策略是市场经济的忠诚护卫者，她将有利于扫荡市场经济中的无耻恶行。 “基于自适应控制数理建模的股票（期货）投资系统”采纳广泛而有意义的数理原理，即连续博弈过程中所必须的工具，而不是预先确定一个（非回归）精炼方程，以企图描述复杂系统的演化进程。本系统将鞅论、小波分析、神经网络算法、非线性动力学、湍流不动点、自适应鲁棒控制、进化争当少数获胜博弈、行为金融学、及复杂科学系统等数学物理理论融于一体；对开放的、自组织的连续交易分形市场，拟合非线性随机差分方程，随机逼近波动函数极值dx/dt=0，以辨识无特征尺度波动转捩点，并建立相应匹配资金管理系统模型，从而实行基于不动点的反向与惯性行为金融交易；并通过分析离散时间、价格区间股票（期货）买卖交易量及残差量序列变化，建立惯性的动态系统交易技术模型；依据市场供求关系（相对增量资金买入推动上涨趋势，相对增量头寸抛压促发下跌趋势），跟踪价格波动方向，将非线性混沌市场交易化归为多尺度拟线性递推形式，从而获取具多物理量，能有效监测价格波动惯性、跟踪市场趋势，提供交易决策的量化标准，可帮助实现市场压力测试及套利操作。 “基于自适应控制数理建模的股票（期货）投资系统”由马金龙和马非特独立创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其特点是有气象预报一样的数值分析；有地震预测一样的物理原理；有弹道导弹一样的航位推算；独创股票（期货）惯性交易策略。

内部管理虽然有许多内容，但最主要的只有两个方面，一是人事管理，二是绩效考核。人事管理包括怎样选拔人，怎样激励人和怎样淘汰人三个部分。绩效考核又分为怎样设定科学的业务指标，怎样使业务指标与经营者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两个部分。任何一个组织只有将这两个方面五个部分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高效运作、建康向上的机体，而国有大型银行恰恰在这些方面不足。 　　一是用人机制不完善。企业减少了新人脱颖而出的机会，增加了用人的成本，这就是国有大型银行最大的无效率---人事无效率。 　　二是考核指标设置不科学。评价银行经营的核心指标只有两项，即：利润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两项指标在实际操作中却不同程度地被淡化，各基层大多隐瞒，使金融风险大量积累。 　　三是激励机制不完善。经营好坏与行长的个人利益关系不大，而广大员工却只能被动享受着经营差所带来的苦果。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内部管理是当前国有银行最大的金融风险，如何实施科学的内部管理，切实防范各类风险呢？ 　　一、改制上市，只是实现经济组织从无效率向有效率制度变迁的第一步。大型银行上市后，在内部分支机构的管理中“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仍然存在。规章制度本应是大多数人的意志，却往往被少数人所利用，而损坏大家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减少内部的负博弈，是解决企业内部管理风险的关键。效率和成本是制约监管的瓶颈。最高效、成本最低的监管应是操作者自身的监管。 　　二、完善绩效考核机制。一方面，考核要回到利润这个办企业的根本上来，减少不必要的考核成本。另一方面，风险考核应与利润考核并重。再一方面，要真正将业绩与经营者的利益紧密结合。参照古代晋商“银股和身股”的管理模式，建立利润(剔除风险后，下同)决定员工收入，员工收入决定行长收入的机制。这是基于三点考虑，一是纠正近几年来银行改革中领导收入虚高的现状，减小广大员工的抵触情绪。二是增加广大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很大程度地减少单位内部、上下级之间的负博弈。银行是一个风险遍布操作各个环节的特殊企业，通过这种关联，才能让每个想违规的人时刻感受到来自全体员工的注目。三是增加行长“责、权、利”的匹配度,建立以普通员工收入(不含少数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中间大部分，下同)为参照系的行长收入弹性分配制度。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四是建立严格的不良贷款责任追究制度。

每个中国人都说中国话、从小受中国式教育并在传统文化的无意识熏陶下长大，这种影响如空气和水一样，时刻对中国证券投资者行为产生作用，只是大家习以为常，反而共同取经于西方，以西方的“经济学”为投资行为的标杆。 在西方相同的金融理论和投资理论的“指引”下，中国证券投资者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心理群体、产生从众行为，出现个体证券投资者和机构证券投资者几乎盈亏同时的共时性规律。从汉字对中国人的心理影响出发，可以提示中国证券投资者独特的行为。

日本，“辛苦”了 --解读人民币汇率之战 虽人民币汇率之战已稍稍平息，但我们思考却不能停止，我们要去发掘引起这场"战争"的根源，特别是去揭露日本引发这场汇率之战的内幕。 2002年末以来，日本政府多次公开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要求人民币升值。 从2002年12月4日，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在英国的《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应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和2003年1月28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国内的通货紧缩。到3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称"中国向亚洲国家输出了通货紧缩"。无不钩起我们的好奇，日本认为，中国的出口量的大幅度增大导致了日本通货紧缩。 如此庞大的出口量出至谁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