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金融市场之间联系的加深，金融风险通过各种渠道的传递愈加频繁。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跨市场冲击，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本文利用汇改以来 200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0 月的数据，基于误差修正模型与 TARCH 模型，实证研究了汇率、国际资本市场变动与中国股市的长期关系和时变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汇率、国际资本市场变动与中国股市波动呈现明显的时变性，汇率的下降即人民币的升值，造成了中国股价的下跌。国际资本市场与中国股市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特别是美国股市的大幅下跌对中国股市冲击的概率更大。此外，国际资本市场金融风险对中国股市的冲击力度存在较为明显的“杠杆效应”。并提出了避免由于风险传递的时滞导致金融政策的误判；积极引导资本市场投资者预期，降低资本市场的动荡幅度；建立健全金融市场风险监控体制，做好风险预警等相关政策建议。

为研究货币政策在股票定价中的作用，本文基于中国A股市场数据，构建以货币政策为条件变量的条件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改进的模型能够显著提高CCAPM模型对市场整体收益和截面收益差异的解释能力，以M1增速为条件变量效果最好。研究发现，货币政策通过主观贴现因子和相对风险厌恶影响市场收益，体现出消费因子风险暴露的时变性，引起各股票组合收益变化；低市值和低账面市值比组合受货币政策影响的敏感性更高。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 网络购物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消费习惯和社会的消费模式。 本文用 LA/EASI 拓展模型和似无关回归模型(SUR) 相结合的组合研究模式来分析网络购物（ 网购） 对我国中老年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 首先， 借助模糊量来构造一个能刻画网购影响程度的指标；其次， 利用 LA/EASI 拓展模型分析网购对中国中老年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 再次，利用 SUR 模型的 FGLS 估计方法消费需求模型进行估计；最后，采用聚类分析方法探讨网购对不同消费倾向的中老年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1） 网购不仅对中老年家庭消费结构具有显著的影响， 还对中老年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具有时变性； 2）网购对我国城乡中老年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存在差异； 3）对于不同消费倾向的中老年家庭，网购对其影响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最后对网购今后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随着金融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的加深，资本市场与外汇市场的关系愈加紧密。本文首次从投资者异质性和外汇干预的角度建立理论模型探讨汇率与股价之间的动态关系，模型结果显示汇率与股价之间的关系具有是时变性，且投资者异质性是导致时变性的重要因素。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采用SV-TVP-SVAR模型，利用2005年汇改后的数据实证研究了人民币汇率与我国股价之间的时变动态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汇率与股价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显著地时变性；汇率变动与股价波动之间不一定存在汇率升值——股价上涨的同期关系，但对于我国而言，2009年之前存在人民币升值——股价上涨的联动效应，但2009年之后却出现人民币升值——股价下跌的联动效应。

近年来极端金融风险频发，“黑天鹅”事件对投资者的影响成为投资、研究和监管都 高度关注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对中国A股市场上的跳跃风险进行研究。我们先侦测了个股的跳跃，得出跳跃的三个维度：跳跃幅度均值、跳跃幅度波动以及跳跃频率。接着，我们再对个股的跳跃风险载荷及其风险溢酬进行研究，发现在中国投资有极端风险的股票并不能获得额外的风险溢酬，但在短期中，这种风险溢酬的时变性可以被市场波动率所预测。

本文结合最近的实证文献所描述的市场表现，脱离本领域典型的投资者非理性研究，以投资者交易行为作为中间环节，对资产价格波动非对称性这个经典问题迚行新的阐释。本文从交易者个体自适应角度出发，借鉴Hommes等人的思想，在经典的圣塔菲人工股票市场上迚行简单的修改，找到了造成资产价格波动丌对称新的因素——投资者策略转换倾向的时变性。本文通过新兴的计算实验方法迚行建模，实验，最后通过EGARCH模型迚行实证检验，证明本文找到的因素显著地影响资产价格波动丌对称性。

本文结合最近的实证文献所描述的市场表现，脱离本领域典型的投资者非理性研究，以投资者交易行为作为中间环节，对资产价格波动非对称性这个经典问题进行新的阐释。本文从交易者个体自适应角度出发，借鉴Hommes等人的思想，在经典的圣塔菲人工股票市场上进行简单的修改，找到了造成资产价格波动不对称新的因素——投资者策略转换倾向的时变性。本文通过新兴的计算实验方法进行建模，实验，最后通过EGARCH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证明本文找到的因素显著地影响资产价格波动不对称性。

对证券市场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市场信息的跨国（境）传播机制特别是国 际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还可以增进人们对证券市场微观结构与信息效率的认识。本文应用 Hong（2001）、Hong et al. (2009）新近提出的信息溢出检验方法，详细考察并比较了我国A 股市场与美股、港股在次贷危机前后的互动关系，首次揭示了三者联动结构与信息传递的全 景图，包括互动的方式、方向、相对强度、当期影响与多期滞后关系以及时变性。研究结果 表明：（1）在三者的关系中，美股处于主导地位，并且对港股、A 股市场具有金融传染效应；（2） A 股市场不再是“独立市”，A 股不仅能够反映美股、港股等外围市场的重要信息，而且已具 有影响外围市场的能力；（3）A 股与美股、港股之间的互动关系体现在均值溢出、波动率溢 出、极端风险溢出等多个层面，既有线性关系也包括非线性关联方式。

本文基于我国沪深两市1997年1月至2010年12月的数据，分别在二元马尔可夫区制转换模型和Carhart(1997)四因子模型框架下检验了我国股市收益与市场流动性的动态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市单位流动性风险溢价存在显著的时变性，可区分为“低流动性β”和“高流动性β”区制；但是，当控制了Carhart四因子后，时变性仍然显著，低流动性β区制下的流动性溢价则不再显著。此外，我国股市存在流动性转移（flight to liquidity）现象。股市的高换手率、高波动和经济增长的放缓可对此时变性进行预测，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等货币政策变量则不具前瞻性。

银行间回购利率的期限结构信息中，对利率变动的预期较少，而对期限风险溢价的预期更显著。回购的超额收益具有时变性和可预测性。当利差增大时，市场预期回购超额收益会增加，且预期长期限利率在短期内会下降，因此货币市场存在与预期假设相悖的“预期之谜”。货币市场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测能力随市场发展阶段而呈现显著变化。本文最后说明根据超额收益的可预测性，可以构建套利组合获得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