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视角，本文考察官员政治晋升激励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地方官员存在晋升激励时，企业的劳动投资效率显著降低。这一关系在雇佣过度和雇佣不足均显著。第二、在雇佣不足时，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并未随着雇佣的增加而提升的原因在于：企业的人力资本存在明显错配，这导致劳动力结构发生扭曲，从而无法达到劳动力最优配置。第三，引入地方矿难死亡人数为工具变量，2SLS 回归与安慰剂检验均显示，本文结果不受内生性影响。第四、在国有企业、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年份、期满晋升、官员学历较高的子样本中，晋升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同时，基于市长或书记晋升、正常与提前晋升以及是否首都或省会城市的横截面检验验证了结果稳健性。整体上，本文对深入理解政治晋升内在机制及官员晋升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劳动力结构配置的扭曲有重要意义，这对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清晰的政策参考。

本文在地级市层面考察了中国地区间金融扩张相互影响的特征和机制。金融资源是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在晋升激励机制影响下，地区间围绕经济增长的竞争，会导致金融扩张在地区间存在竞争效应，从而同属一个省区的不同地市金融扩张存在正相关关系。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部分金融机构可以开展异地业务，从而使得地区金融扩张也具有溢出效应，地理邻近地区金融扩张存在负相关关系。本文利用中国地级市 2005-2011 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并精巧地构造空间权重矩阵，识别出地区金融扩张同时存在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

政策试点在我国是逐步推行各种政策的重要阶段。目前的文献集中于分析各类试点效应， 但对试点过程中具体机制的区分还有待探索。被试点的对象发生变化，可能是由于受到更多的关注和 监督、外界改变了对它们的评价、或者试点政策干预之外的扶持等因素，而并非由于试点政策的具体 干预措施而产生，称为“非干预效应”。本文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 法发现，当试点名单公布之后，试点企业的业绩发生改善，而此时改革的具体措施尚未实施。进一步 的分析排除了国企高管的晋升激励和合作客户资源增多的解释，支持财务费用降低的论断。本文的发 现对试点政策的事前设计和事后评估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基于晋升激励的视角，本文以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样本验证了政府股东的“政治观”。我们考察了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及任期对当地城商行贷款行为的影响，并探讨了城商行不良贷款的形成机制及如何修正官员考核体系以抑制不良贷款的累积。结果表明晋升压力大时，当地城商行会减少贷款量，但官员任期会弱化这种作用；从期限结构来看，减少的都是短期贷款，且会增加中长期贷款。同时城商行会减少批发、制造业贷款而增加建筑、房地产业贷款，也会有较低的拨备覆盖率和较高的集中度、关联贷款及不良贷款率，且除关联贷款之外，官员任期大多对二者关系有一定的强化作用。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晋升压力的增强会通过增加城商行的建筑和房地产业贷款、降低拨备覆盖率、提高集中度的途径形成不良贷款，并且在官员考核中增加环境、民生指标的比重能够有效抑制城商行不良贷款的累积。

本文以2001~2008年A股地方国企上市公司为样本，将以往对地方政府干预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研究拓展到官员任期。实证结果表明：随着官员任期的增加，地方国企过度投资呈现倒U型变化；并且官员任期对GDP增长较慢和R&D投入较少下地方政府干预企业的过度投资有倒U型的调节作用。对地方政府显性激励分组发现，在GDP增长较慢或R&D投入较少的情况下，官员任期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但在财财政净收入较小的情况下却不明显，相反在财政净收入较大的情况下能发挥作用。进一步对官员来源、去向以及任职地区进行分组发现，来自地方的官员、没有获得晋升的官员以及在东部省份任职的官员其任期均与过度投资呈倒U型关系。本文以过度投资为视角解释了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可能的微观途径，也为这种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