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率非对称性定价是金融研究中长期存在争议的重要问题。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基于概率分布、反映收益率整体非对称性的新测度（Return Asymmetry, RA），首次为该争议提供了跨市场的系统性证据。研究发现：首先，RA测度在中、美等主要市场均能负向预测股票横截面收益率，其解释力较传统测度显著提升；其次，RA的定价优势源于其对收益率复杂分布信息的更全面捕捉，特别是能有效识别系统与特质非对称之间的交互效应；最后，通过博彩偏好、投资者情绪、关注度和套利限制等多维度渠道分析，证实行为因素是驱动收益率非对称性定价的核心机制。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弥合学术分歧，更建立了具有全球适用性的非对称定价分析范式。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就业者与岗位匹配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就业匹配质量低意味着个人和社会的人力资本不能被充分利用,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生产力损失。提升就业匹配质量是缓解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提高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社会网络是劳动者求职过程中的重要资源。文章首先通过理论模型分析社会网络对就业匹配质量的影响机制,然后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 年数据对农村背景人群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网络有助于降低过度教育概率,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这一结论在以是否有家谱或族谱和春节期间来拜访的亲友家数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中仍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社会网络主要通过信息传递和提升人际信任度作用于就业匹配质量。文章认为,减少职业搜寻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搜寻摩擦对于提高就业匹配质量和缓解结构性矛盾都具有重要作用。

文章利用CHFS（2019）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移动互联网可及性能显著提高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概率和占比；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家庭是否参与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方面，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对低收入、城镇户口、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家庭的影响程度更大；在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占比方面，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对低收入、乡村户口、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家庭影响程度更大；机制分析显示，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可通过提高金融素养、增强投资便利性和增加家庭总收入，进而提高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概率和程度。根据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了一些可行的政策建议。

“双碳”目标下企业的绿色投资及风险管理策略受到预期碳价格变动的影响，并且绿色投资最优决策需要企业权衡投资不足的机会成本和绿色债务无法偿还的违约成本。考虑外部融资风险和随机流动性冲击，本文建立一个理论模型，量化研究碳价格对企业最优绿色投资规模和绿色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机制。碳资产可被质押使得碳价格在直接影响违约边界的同时，也通过影响绿色投资规模间接影响企业的违约边界，且模型发现由于碳价格对企业违约概率和违约成本的非对称影响，碳价格对信用风险的直接影响大于间接影响。理论结果与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碳价格的提高能够改善绿色投资企业的信用风险，降低绿色债券信用利差；存在碳价格的高低双重门槛来决定企业的最优绿色投资决策，当碳价格低于影子价格时，随着碳价格的提高，最优绿色投资规模增加、现金持有水平降低，而当碳价格处于显著大于影子价格的较高水平时，碳价格的提高反而降低最优绿色投资规模、提高现金持有水平；此外，当碳价格分别大于和小于高低门槛值时，企业绿色债券信用利差随着绿色投资规模的增加而分别相应地增加和减少。本文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碳定价机制对企业绿色投资决策和绿色债券定价所发挥的作用与微观机理。

本研究采用弱方差标度指数方法，深入探讨了股票市场的有效性是否显著改善风险投资市场匹配度．研究发现，股票市场有效性的提高，有助于提升风险投资机构与被投资的创业企业之间的匹配度．本文不仅借鉴了现有文献中使用的两个工具变量——基金赎回压力和知情交易概率，还构建了一个新的工具变量：沪深A股市场的涨跌停占比，以解决潜在的因果关系疑虑．进一步研究证实：股票市场的有效性能够促进风险投资市场中的信息交换，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从而提升风险投资市场匹配度；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对风险投资机构的退出表现具有积极影响．本研究不仅为理解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强调了证券市场有效性的广泛正外部性，还为深入理解风险投资市场的投融资合作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证支持．

本文研究股票市场中的交易量权重价格动态均衡，用最大交易量权重价格表示价格参照点或均衡点。我们假设日内股价由于动量效应不断地偏离该价格均衡点，又由于反转效应重新返回，并且交易量权重在价格区间的分布服从一组解析的交易量权重价格动态均衡模型。通过量化动量交易、反转交易和相互作用交易，我们构建了价量概率波二阶微分方程，得到了交易量权重价格动态均衡的数学模型，并且用相互一致性偏好来解释该动态均衡的形成机制。利用我国 A 股市场每笔交易的高频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表明了该模型的有效性。交易量权重价格动态均衡模型的数学表达式包含了期望效用理论、前景理论和反射理论的主要内容，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例如可以建立相互作用条件下的动态均衡风险模型及其风险管理。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之间联系的加深，金融风险通过各种渠道的传递愈加频繁。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跨市场冲击，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本文利用汇改以来 200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0 月的数据，基于误差修正模型与 TARCH 模型，实证研究了汇率、国际资本市场变动与中国股市的长期关系和时变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汇率、国际资本市场变动与中国股市波动呈现明显的时变性，汇率的下降即人民币的升值，造成了中国股价的下跌。国际资本市场与中国股市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特别是美国股市的大幅下跌对中国股市冲击的概率更大。此外，国际资本市场金融风险对中国股市的冲击力度存在较为明显的“杠杆效应”。并提出了避免由于风险传递的时滞导致金融政策的误判；积极引导资本市场投资者预期，降低资本市场的动荡幅度；建立健全金融市场风险监控体制，做好风险预警等相关政策建议。

通过构建古诺模型和斯蒂尔伯格模型两种框架并将设立风险投资的创新成功概率沿吸收能力和行业竞争程度内生化，本文对经典公司风险投资行为模型进行了拓展，藉此研究了风险资本投资与母公司创新的关系及母公司和行业异质性对这种关系的调节机制，并基于 2005-2017 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匹配法和倍差估计量‖技术及工具变量法等对模型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通过组织替代和战略竞争的双重效应，中国企业从事风险投资显著提高了自身的创新水平，在创立风险投资后专利申请和创新效率均有相对于非无风险投资企业更为明显的提升；（2）不同吸收能力的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具有不同的创新效应，自身吸收能力越大的企业，新创企业的知识创造对其基础研究越有价值，设立风险投资的组织替代效应越大，创新的提升作用越明显；行业竞争水平也有与吸收能力相同的调节作用，高竞争行业的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对竞争对手创新空间的挤压效果更明显，战略竞争效应更显著，与低竞争行业的企业设立风险投资无任何创新效果不同，高竞争行业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后其专利申请和创新效率均有明显提高；（3）大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具有更高的创新效应。本文还就如何提高风险资本投资的创新效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过去十多年，伴随着房价的快速上涨，中国城镇家庭住房财富快速上升。而创业对推动创新、促进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 2015 年和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和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住房财富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本文发现，住房财富对家庭创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住房财富增加 10%，家庭新增创业的概率上升 5.7%。本文还发现，住房财富显著扩大了创业家庭的经营规模，提高了创业家庭的经营绩效，并且显著增加了雇佣劳动数量，降低了家庭成员在创业项目上的劳动供给。同时，住房财富降低了家庭创业失败的概率，提高了家庭未来创业的意愿。异质性分析表明，住房财富在三四五线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对促进家庭创业作用更显著；住房财富对户主未接受高等教育、身体健康的家庭创业影响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住房财富不仅对促进家庭新增创业有积极作用，还促进了家庭新增主动创业。住房财富对中年家庭的创业决策有积极影响，但是并没有显著促进年轻家庭和老年家庭创业。本文研究了住房财富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住房财富增加所带来的信贷效应和财富效应，通过提高工商业信贷可得性和缓解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进而促进家庭创业。本文的结论表明，住房财富是促进家庭从事创业活动的助推器，相关政策的制定需要充分重视住房对家庭创业行为的潜在影响。

本文利用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 Logit 模型和 Tobit 模型分别对有住房样本和持有风险资产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对家庭住房资产持有和风险市场行为的关系做出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住房资产与家庭风险市场参与可能性呈倒 U 型关系，而对于已经参与风险市场的家庭来说，住房资产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其风险资产的相对规模；另外，对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来说，住房资产对风险市场行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低收入家庭住房资产的增加对风险市场进入概率和风险资产持有相对规模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中等收入家庭住房资产影响不显著，而高收入家庭住房资产与家庭风险市场参与可能性呈倒 U 型关系，且会显著降低其风险资产的相对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