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应用模型EGARCH(1,1)-GED和GARCH(1,1)-N计算了深圳股票市场成份指数的日对数回报VaR值，通过后验测试和统计分析表明，对深圳成份指数的波动性分析，模型EGARCH(1,1)-GED优于GARCH(1,1)-N。在此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文中进一步分析了深圳股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并提出了相关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目的是根据国际贸易中价格传递效应的理论(孙立坚等,2003a)，通过考察中、日、美三国间进出口价格的相互影响来检验是否存在所谓中国“通缩出口”的现象。为了使检验结果更具有统计意义上的稳健性(robustness)，论文除了保留自己前期研究方法上的特色以外(孙立坚、江彦,2003)，如：工具变量(IV)、一般矩(GMM)、ARIMA预测等，还根据结构变化检验(Chow Test)的结果，将上述的这些方法分阶段来运用，同时，又进一步利用体系转换模型(Regime Switching Model)来考察受货币政策影响的三种价格环境的制约作用。另外，对冲击反应函数(VMA)又做了因素确定的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从而使得价格传递效应的动态特征被揭示得更为明显和更为充分。 鉴于上述比较严密的实证方法，我们得到了两个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主张中国“通缩出口”论是基于传统的“支出转移效应”的宏观分析视角，但忽略了进出口企业的定价能力(PTM)等微观要素，所以，这种主张不符合数据反映的现实情况。其次，一国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稳定国内的物价环境来制约汇率和外国价格对本国价格的传递效应(Taylor’s rule)，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最高综合授信额度是指商业银行在对单一法人客户的风险和财务状况进行综合评估的基础上，确定的能够和愿意承担的风险总量。”目前，国内银行业在对客户进行最高综合授信额度核定时，是以客户的偿债能力为信用风险分析评估核心，再辅之其他分析评估技术。

基金的评价的重要性是随着基金种类的繁多和基金投资价值的体现，而日益受到关注的。在基金的评价领域，一直以来都比较注重于基金业绩的评价。而实际上出于对基金运作合理性和投资者不同投资需求的需要，基金风格的划分和对基金管理公司的评价也应该成为评价体系的一部分。本文即是为了构建一个适合于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基金评价体系而进行的尝试。因此，在本文中基金的评价体系包括基金历史业绩的评价、基金风格的划分和基金管理公司的评定三个组成部分。 在评价的实证研究中本文以定量为主。在对基金业绩评价中，从指标的适用性和公平的原则出发，采用相对风险调整收益指标法对基金的业绩进行评价。在对基金风格的划分中，以事后的指标分析为主。由于基金的数量太少，对于基金的类型只进行三种划分，价值型、平衡型和成长型。本文的目的是为了给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提供一个参考，从评价的结果中对基金的未来业绩进行投资预测是本文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投资者最为关注的部分。这就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基金的业绩是否具有持续性的问题，这也是本文的一个研究要点。由于基金管理公司内部运作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实际情况并未对外披露，本文对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只能留待时机的成熟。 通过对于国内33只证券投资基金100周（两年多）数据的实证研究，来管窥中国基金行业的内在规律，我们得出如下结论：（1）证券投资基金相对风险调整收益指标的排名和平均资产收益率指标的排名并没有明显区别，二者的高达0.984626相关系数表明投资基金的风险和收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配比。（2）目前国内的证券投资基金不管他们对自己的风格差异如何标榜，实际上大多数都是价值型、或平衡型基金，这可能是因为在考察期间中国证券市场处于大幅向下调整的过程中，导致各只基金的投资策略实际上趋于一致。（3）基金相对业绩在短期内（一年以内）没有明显一致的持续性，在较长的时间上（1年半和两年内）则表现出了一定的持续性。（4）本文研究的业绩模型在实际的预测中能起到较好的指导投资的作用，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起作用。

金融的作用一方面是进行资源配置，加速储蓄向投资转化，另一方面也起到在经济体内部分散风险的作用。由于投资本身固有的风险特性，正常的规范运作的银行也一定会存在一定的不良贷款，这是人类进行商业探险探索必须承担的成本。从理论上说，高回报也就意味着高风险，因而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应该与不良贷款比例(也即用银行贷款违约率来衡量的风险程度)呈现某种正向相关的关系。为此，我们建立了一个理论分析模型，并利用澳大利亚1994年第三季度至2005年第二季度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内容提要：本文在完全信息假定下运用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与企业在西部开发投资的博弈过程，给出了博弈的均衡解，并运用数据分析了西部开发不同时期的投资博弈情形，揭示了开发初期企业投资不积极的根本原因。最后依据博弈分析的结果提出了一些对西部开发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通过公开拍卖还是优势甄选方法颁发第三代移动通信许可证（又称3G牌照）的讨论已广泛得以报导。对于现有的移动通信运营商来说，得到3G牌照的机会极其重要不可错过，因为它还将是进一步通向第四代或更先进的移动通信技术的入口。本文确信3G许可证是一个实物期权，主要探讨了3G牌照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移动通信运营商的价值分析和评估，重点研究了中国香港和大陆3G牌照实物期权的定价及嵌入期权的分析，并运用著名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提供了确定贴现率及现金流预测的方法。本文还根据采集到的数据特点，使用了一些数据处理技巧。本文认为在中国香港和大陆具有不同的特点，分别以不同的方法向电信运营商（或电信公司）颁发许可证比较合理。

建设中国的信用体系，对国外现有的信用模型的借鉴及其中国化十分必要。但是目前我国信用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信用数据匮乏，KMV模型可以直接利用股票市场的数据对信用风险进行估测，因此对该模型在中国市场的应用研究具有直接的实践意义。 本文首先简要但系统地综述了企业信用评级，分析了它的发展和一般方法，较为详细地介绍了Credit Metrics，Credit Risk+，Credit Portfolio View等几种流行的信用度量方法。 接着文章阐述了期权理论应用于信用度量的原理，并在这一基础上详细介绍了KMV模型的框架、参数估计方法、演进和发展。文章分别提出了利用BSM期权定价模型和FCFF企业价值评估方法去估计隐含的企业资产波动率 ；利用GARCH方法去估计股权价值波动率 ，并介绍了相应的方法。最后，文章在基于逻辑和经济意义的基础上推测了关系函数的形式，并利用中国股市的数据用非线性回归的方法拟合了中国市场 和 的关系函数并进行了相关的验证和探讨。 KMV模型在匮乏信用数据的中国市场具有特殊的意义。 然而，KMV模型中 和 的关系是随市场不同而变化的。 本文揭示了二者在中国市场的关系，为期权理论应用于中国的信用风险度量给出了新的框架和思路，具有一定的理论探讨和实际运用价值。

中国的国有企业脱胎于计划经济，受政府管制的影响颇深，因此当前研究政府干预下的国企行为扭曲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政府干预下国有公司行为扭曲的微观产生机制进行了分析，指出政府不恰当的规制一方面破坏了分离均衡的甄别机制，导致国企低效率与社会剩余减少；另一方面又引起其时间路径出现非正常振荡，而监管收敛于最大成本。然后在官员理论的基础上推导出国企经营者的效用函数，并尝试利用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模型，为国有公司设计一套合理的强制性制度安排。

本文是关于货币危机的一个概述。全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对货币危机的定义；第二部分回顾了70年代至今的几代货币危机理论，包括货币危机的传染理论；第三部分简单介绍了国际上比较流行的货币危机模型及模型的原理；第四部分是对这些模型的预测、解释力的评价；第五部分讨论了早期预警系统EWS。全文主要是结合一些英文文献及国内对货币危机的研究进行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