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领域外资安全审查的收紧不仅表明了国际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也预示着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格局将迎来重大改变。在这一背景下，高技术行业，特别是关键领域的企业，亟需实现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的转变。本文基于 2010-2023 年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以 FIRRMA 试点作为美国在关键领域外资安全审查收紧的准自然实验，探究中国关键行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外资安全审查的收紧显著促进了关键行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通过对企业所受“内部支持”和“外部压力”的作用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受到内部支持的企业在外部压力下表现出较低的敏感性，而未受内部支持的企业在面临外部压力时反而实现了生产力的显著提高。机制分析进一步揭示，外资安全审查的收紧通过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尤其是提升了创新质量，以及增加了企业之间的联合创新，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本文的研究为理解新旧技术国家主义转变背景下企业如何通过发展模式的转变实现生产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视角，同时为中国政府在高技术产业政策制定中的深入评估与策略优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我们对正式与非正式负债所产生的公司治理作用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基于对中国民 营企业内的负债进行结构性区分，我们的实证研究发现，商业信用负债可以提升企业的投资 效率，而金融信用负债则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该结果说明，商业信用负债融资可以通过 给企业提供监督而发挥有效的公司治理作用，但金融信用负债融资却难以发挥应有的监督作 用，其债权人反而可能成为大股东利益侵占的对象。通过强化家族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 所有者管理可以促进商业信用负债融资更好地发挥其公司治理作用，但也可能会加剧大股东 对金融信用债权人的利益侵害。总体上看，债权人身份差异对应着差异化的公司治理作用。

使用DCC-GARCH和分位数回归模型，本文比较分析了金融危机前后人民币与东亚六种货币汇率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危机前后东亚货币与人民币都保持一定程度的同步性，但这种同步性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总体来说，危机后各货币的同步性程度均有所增加，这可能反映了中国对东亚地区经济影响力的提升；第二，危机前后东亚货币与人民币的相关性特点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危机前东亚货币表现出明显的国别差异，但危机后表现出更多的一致性，并且在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小及贬值时，才表现出与人民币的相关性，而人民币贬值幅度越大，东亚货币的贬值幅度也越大；第三，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东亚在金融危机前后所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变化。

本文分别采用静态套期保值模型与动态套期保值模型估计出EUA、CER各自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以及这两种期货价格的最优套期保值比率，并选用相应的套期保值绩效指标对样本内与样本外的静态与动态套期保值效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静态套期保值模型VAR(向量自回归)与动态套期保值模型DCC-GARCH(动态条件相关GARCH模型)的套期保值效果最优，在有效降低资产风险的基础上增加了资产收益，对碳排放市场能够进行有效套期保值。

国内银行融资市场中金融约束政策所创造的租金主要来自于低利率导致的居民储蓄存款中利息收入的损失。本文提出三种不同的租金规模测算思路，分别基于加权的企业债券票面利率、基于扩展的泰勒规则以及基于通货膨胀税的视角等三种不同的方法对租金规模进行测算，同时对三种方法的可行性进行比较分析。数据证明，低利率政策所创租金的规模有逐年加重的趋势。

本文研究了在金融供应链模式下，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评价机制。通过选取以上 海汽车为核心企业的 89 家关联中小企业数据，运用主成分 logistic 回归方法结合传统银行 信用评价方法建立风险评价组合模型，并比较分析供应链金融模式与传统银行授信模式的中 小企业授信概率之间的差异，为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和信用风险评定提供参考。 研究 得出：传统银行授信模式受到财务指标、市场风险、是否关联交易等静态硬性指标的约束， 选择对中小企业实施信贷配给，供应链金融模式下，构建包括交易方式、交易商品的价值、 质物变现能力、交易双方的合作情况等变量， 有效地提升了中小企业的信用等级和交易中的 谈判地位，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

本文首先梳理了中央银行利率调控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指出流动性效应是利率操作的基础，而随着货币政策透明度和可靠性的提高，预期效应作用越来越重要。在对各国中央银行货币市场利率引导国际经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个有关货币市场利率和中央银行利率引导的理论模型。对中国的经验分析表明，中国存在显著的流动性效应和预期效应，公开市场操作能够有效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已具备开展利率调控的充分条件。在对我国的公开市场操作和中央银行利率安排简要分析的基础上，就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型和未来利率引导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本文在完整的财政分权内涵上比较分析了1995-2009年中国与OECD国家的财政分权情况，结果发现，不管是收入还是支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呈现出中国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和OECD政治分权下的财政集权两种模式。中国的财政支出分权与经济增长和财政均等化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这在OECD国家是不显著的。在中国的财政分权结构中，经济性支出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重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所谓“事权与财权匹配”问题的实质是公共职责不清晰和预算软约束的地方政府收支扩张的财政机会主义倾向。财政分权改革的后续深化方向是在明确规范化地方政府公共职责和硬化预算约束的基础上适度财政集权化。

高管股权激励是否会拉大与员工薪酬的差距问题饱受争议。本文采用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与次生激励非递归的路径分析模型，检验了高管股票期权激励、公司业绩及次生激励之间的内在关系，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而且具有长期性；业绩增长抑制了次生激励，而次生激励对公司业绩的反作用在国有控股公司明显，非国有控股样本则没有显著性；非国有控股样本的高管权力对次生激励具有显著性影响。此外，员工人数及资产规模对次生激励分别具有促进与抑制的效应。通过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比较分析，我们还发现虽然高管股权激励有抑制次生激励的倾向，但在其实施之后这种抑制会逐渐减弱而使之趋近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本文首次探讨了基于金融供应链模式下，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评价机制。通过选取以上海汽车为核心企业的89家关联中小企业数据，运用主成分logistic回归方法结合传统银行信用评价方法建立风险评价组合模型，并比较分析供应链金融模式与传统银行授信模式的中小企业授信概率之间的差异，为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和信用风险评定提供参考。研究得出：传统银行授信模式受到财务指标、市场风险、是否关联交易等静态硬性指标的约束，选择对中小企业实施信贷配给，供应链金融模式下，构建包括交易方式、交易商品的价值、质物变现能力、交易双方的合作情况等变量，有效地提升了中小企业的信用等级和交易中的谈判地位，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