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日本债券市场历史和现状的分析，本文指出，虽然日本债券市场在市场发展和 自由化方面取得一些进步，但依然存在的市场结构不完善，以及货币政策和汇率波动都是债 券市场非居民参与度不高的重要原因，从而影响到日元国际化水平。日本的经验在完善债券 市场、扩大债券市场开放度、汇率政策等方面对于我国利用债券市场来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 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从外汇市场异质性交易者的假设出发，从理论上研究中间汇率制度下汇率的合意波动区间。研究发现，汇率波动区间存在着一个我们称之为“中间陷阱”的不稳定区域。在这个区域中，外汇市场的投机势力对汇率走势的作用过大，由此当经济冲击发生时，经济体的“市场效应”与“自我调节效应”的方向相反，且无法被“自我调节效应”抵消，从而导致经济体无法向均衡状态回复。各国应根据本国经济状况及外汇市场的投机者比例选择合意的汇率波动区间。本文还提出了识别一国汇率波动区间“中间陷阱”的简洁的实证检验方法。进而实证检验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处于哪个区间，发现其正处于“中间陷阱”，并不是合意的波动区间，因此本文认为进一步扩大汇率波动区间是我国汇率政策选择和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

本文首先通过一个简化的理论模型来说明货币政策传导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从而探讨了“价格之谜”产生的可能性，进而运用VAR模型分析了我国1997-2008年货币政策变化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并对货币政策的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传导的有效性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基本上能够得到实现，其中货币供应量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最大，利率政策的长期累积效应最强，而汇率政策的短期效应较为明显；同时，利率政策的变化会产生明显的“价格之谜”现象，持续期大约在半年左右。为此，中央银行应继续完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框架体系，综合运用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以最大限度地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劳动生产率是影响汇率的重要因素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结论。传统巴萨效应似乎难以解释我国的实际情况。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都有所不足。本文从巴萨效应的理论模型推导出发，比较不同模型形式采用最优计量模型。基于1978年～2004年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为例，建立VAR模型，运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与中美两国两部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巴萨假说理论也能解释我国实际汇率走势变化的情况。服务业生产率对实际汇率的贡献更大。提高服务业份额和加快服务业生产率有利于缓解我国汇率的升值压力。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成为当前汇率调整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通过构建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模型，采用1978-2006 年样本序列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脉冲响应函数（IRF），实证检验了人民币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较短时期内，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产生同向的冲击作用，但长期对经济增长没有太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就促进经济增长应采用的汇率政策提出了简要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东亚外向型经济体呈现出共同钉住汇率制度且变动一致的趋势。本文从 东亚日益加深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各经济体汇率制度受其重要贸易伙伴经 济与政策因素影响，如邻国汇率政策、日元-美元汇率结构波动甚至包括邻国货币目标政策。 这说明经济与贸易结构相似、经济周期趋同的东亚各经济体需要一致的汇率制度。本文认为， 未来东亚地区应建立有效的区域汇率合作机制，在目前时机尚未成熟时,各经济体同时采取 宽带浮动的一篮子钉住较为现实。

本文参照Weymark(1997)等提出的外汇市场压力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建立了一个 由三个市场和货币当局构成的中国开放经济宏观模型，利用1994年1月至2008年3月的月度 宏观经济数据，估计了模型的有关参数，计算了这一期间人民币对美元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和 人民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指数。发现1994年以来，除了东亚金融危机时期的个别月份，人 民币对美元都面临升值压力。1994年汇率并轨后，在汇率的决定中，市场机制一度发挥过一 定作用，但政府干预程度越来越重，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至2005年汇改以前，干预指数接近于1。2005年7月新一轮汇改之后，汇率决定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

本文利用M-F-D框架，建立了一个带有随机冲击的小国开放经济模型，考察了以价格稳定和汇率稳定作为汇率制度选择标准时最优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研究发现，政府不同的汇率政策目标会导致不同的汇率制度安排：以价格稳定作为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基本标准，人民币最优的汇率制度安排是某一内解所代表的中间汇率制度；以名义汇率稳定作为标准，最优的制度安排则是固定汇率制度。在理论模型基础上，本文利用OLS方法估计了模型的基本参数，经验地估计了价格稳定目标下人民币最优的汇率制度弹性。研究认为，为了稳定价格，中央银行应尽可能地让汇率变化来吸收外汇市场压力，人民币汇率制度应该向更具弹性的方向转变。

本文利用局部调整模型对我国的货币需求函数进行了定量估计。估计结果表明，实际产出、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股票市价总值以及货币替代率均对我国的狭义和广义货币需求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进一步地，我们计算出我国的实际货币缺口，以此考察我国实际货币供求状况的变动特征及其与实际利率、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的影响关系。分析表明，我国近年来的利率和汇率政策仍然是以稳定通货膨胀为主要任务的，但仅仅通过利率调整或者人民币升值均不能有效地改善我国的货币供求状况，并且在稳定通货膨胀方面的效果也不理想。

作为经典的汇率制度选择依据――“三元悖论”，长期以来一直被学术界所信奉。同样在我国，近年来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也是一直以此为基石。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主要依据是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自主，然而本文将利用Mendel- Fleming和Mendel- Fleming-Dornbusch两个模型去分析，得出即使在国际资本完全不流动下的固定汇率政策以及在国际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情况下的浮动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自主都无法完全得以实现，从而理清了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时依赖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自主的模糊认识。 关键词：三元悖论 国际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 货币政策自主 固定汇率政策 人民币汇率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