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是构建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的基本要求。本文以美国货币政策为切入点，先从实证角度分析美国加息对我国产出的影响，然后构建包含跨境金融关联的两国DSGE模型，定量分析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及应对之策。研究发现，美国加息1个百分点使中国产出下降约0.4个百分点，其中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分别使中国产出下降0.2个百分点。分析作用机制发现，UIP偏离机制使金融中介净值波动和汇率波动相互强化，外部融资溢价机制使金融中介净值波动和企业净值波动相互强化，正是这两个机制放大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开放度越高和汇率越缺乏弹性，美国加息冲击对我国变量的传导效应越显著。基于不同的福利函数特征，本文构建了统一的政策评估框架，对宏观审慎政策和双支柱调控应对美国加息冲击的有效性作出了精准评估。结果表明，无论是针对国内金融机构信贷监管的宏观审慎政策还是针对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相关的宏观审慎政策，均能降低美国加息的溢出效应，且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与汇率制度无关。在联合最优政策组合下，货币政策无需对名义汇率作出反应，外汇市场要强化价格调控淡化数量干预。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互协调搭配下，双支柱调控通过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具有显著的社会福利增进效应。本文为构建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政策启示。

本文从汇率升值预期的视角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和通胀并存的状况。通过结构VAR模型，分别利用全样本数据（1996年1月-2009年12月）和子样本数据（2005年7月-2010年12月），分析了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外来冲击（石油美元价格）及汇率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以及不同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国内消费价格的传递效应。全样本数据表明，我国的通胀主要是由需求冲击引起的，子样本显示了汇率等外部冲击和货币冲击的效应明显，这表明2005年汇改以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降低国内通胀有比较强的解释力。但现实是人民币升值和通胀压力并存且不断加大。本文通过货币替代效应和资产价格效应从汇率预期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国内通胀起到不降反升的原因。

通过对日本债券市场历史和现状的分析，本文指出，虽然日本债券市场在市场发展和 自由化方面取得一些进步，但依然存在的市场结构不完善，以及货币政策和汇率波动都是债 券市场非居民参与度不高的重要原因，从而影响到日元国际化水平。日本的经验在完善债券 市场、扩大债券市场开放度、汇率政策等方面对于我国利用债券市场来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 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利用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中的资产交易法对“汇率制度之谜” 进行解释。与传统的汇率决定理论不同，本文发现即使宏观基本面没有出现 变化，汇率也依然会发生波动，指令流的资产组合效应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 本推动力。特别是在市场公众的汇率价格预期或风险偏好发生改变的情况 下，“浮动汇率制”和“中间汇率制”的汇率波动要远远大于“盯住汇率制。本 文的研究结果对解决“汇率制度之谜”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 对人民币汇率制 度改革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文从外汇市场异质性交易者的假设出发，从理论上研究中间汇率制度下汇率的合意波动区间。研究发现，汇率波动区间存在着一个我们称之为“中间陷阱”的不稳定区域。在这个区域中，外汇市场的投机势力对汇率走势的作用过大，由此当经济冲击发生时，经济体的“市场效应”与“自我调节效应”的方向相反，且无法被“自我调节效应”抵消，从而导致经济体无法向均衡状态回复。各国应根据本国经济状况及外汇市场的投机者比例选择合意的汇率波动区间。本文还提出了识别一国汇率波动区间“中间陷阱”的简洁的实证检验方法。进而实证检验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处于哪个区间，发现其正处于“中间陷阱”，并不是合意的波动区间，因此本文认为进一步扩大汇率波动区间是我国汇率政策选择和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

本文以ARMA-GARCH、GARCH-M及EGARCH模型检验中国、日本及韩国1997年1月至2010年9月的实际汇率波动，及是否存在风险溢价和杠杆效应，发现中国汇率波动最为平稳，而韩国汇率波动最大，并且存在显著的风险溢价和杠杆效应。我们另外考量了央行干预对汇率波动的影响，发现日本央行干预最为有效，而韓國央行干预最为无效。此外，我们以BEKK-MGARCH模型检验中日韩三国的汇率协同波动现象，发现中日韩三国之间的汇率皆具有正向协同波动关系，而以日韩的协同波动持续性最为显著。若考量央行联合干预，则中日汇率的协同波动性将提高，日韩汇率的协同波动性将明显降低。此外，中日及日韩的联合干预对汇率协同波动有显著的政策效应。

本文重新检视Dornbusch(1976)汇率超调模型，建构了考虑央行外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SVAR模型，并依据模型理论及经济假设对SVAR给予长期约束条件。研究结果发现，中国自2005年7月汇改政策以来的管理浮动汇率期间，存在汇率滞后性超调难题的现象。此外，我们检验了货币政策冲击对实际汇率波动在样本长短期之下的相对解释能力，结果发现央行的外汇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在短期和长期之下有相对较高的解释能力，而物价指数无论样本期间的长短都对实际汇率波动有高度解释力，验证了相对购买力平价在中国成立的现象。

为了研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与中美相对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性，本文首先构造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说明一国汇率波动与国际间相对经济周期可能存在着关联性。随后根据该理论模型构造了适合检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与中美相对经济周期关联性的经济变量，并经过比较选择了合适的滤波器对这些变量1994:Q1至2010:Q2的数据进行滤波处理，再应用频谱分析的技术对这种关联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样本时段内中美相对经济周期先行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对中美相对经济周期没有显著的影响，而且二者只在特定的频域内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为了研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与中美相对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性，本文首先构造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说明一国汇率波动与国际间相对经济周期可能存在着关联性。随后根据该理论模型构造了适合检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与中美相对经济周期关联性的经济变量，并经过比较选择了合适的滤波器对这些变量1994:Q1至2010:Q2的数据进行滤波处理，再应用频谱分析的技术对这种关联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样本时段内中美相对经济周期先行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对中美相对经济周期没有显著的影响，而且二者只在特定的频域内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本文从传统的计价货币选择理论入手,对有关国际贸易计价货币选择的文献进行了综述。研究发现，货币的交易成本、产品的需求弹性、预期利润、讨价还价能力和市场占有率是国际贸易中企业计价货币选择的微观影响因素；而通货膨胀高低、货币供给波动大小和汇率波动程度是宏观影响因素。在微观企业计价货币选择的决策中融入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以及微观企业时间序列数据的挖掘是未来计价货币选择理论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