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利益侵占问题是中国证券市场的“顽疾”,近年来证监会采取了一系列监管措施,但仍然收效甚微。文章通过手工收集整理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行权数据,考察了投服中心行权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投服中心的行权有效抑制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且这一作用是通过提高中小股东在利益侵占相关议案中的投票率、提高上市公司的媒体负面关注度和增加其面临的诉讼风险实现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治理效应在内外部治理环境较差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且当投服中心采取公开发声和参加股东大会这两种方式行权时,对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治理效果更显著。文章拓展了中小投资者保护的相关研究,为投服中心保护中小投资者提供了更加直接的证据,对保护中小投资者和投服中心未来开展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股权激励会影响高管的环保态度,而高管环保态度与动机差异会导致企业不同的环境治理投入选择。文章基于 2009—2020 年我国沪深两市 A 股高污染企业的财务数据,考察了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环境治理投入的关系,探讨了高管股权激励影响环境治理投入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外部治理环境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会抑制企业转移性环境治理投入,增加其实质性环境治理投入,提高企业环保积极性,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运营效率和抑制管理层短视是高管股权激励抑制转移性环境治理投入、增加实质性环境治理投入的重要机制；环境规制、市场竞争、媒体压力和分析师关注等具有调节效应,均能够强化高管股权激励与转移性环境治理投入的负向关系,促进高管股权激励与实质性环境治理投入的正向关系。文章的研究为我国企业治理和运营机制优化以及决策部门环境治理政策的完善提供了决策参考和经验证据。

长期以来，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是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核心，2014 年证监会设立的中证中 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便是为此所做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通过考察投服中心设立对公司 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治理效应以检验这项制度创新的保护效果。研究发现，相对于非试点地区的上市公司， 投服中心试点地区的上市公司在试点之后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显著下降。基于手工收集的投服中心真实 行权数据，同样发现被投服中心行权以后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现象确实显著减少。此外还发现，该治理效应 在外部治理环境较差——审计质量较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少的上市公司中更显 著。进一步研究投服中心作用的实现机理，我们发现投服中心成立后上市公司的法律诉讼风险增加，产生威 慑 效 应 ，是 我 国 现 有 行 政 司 法 体 系 的 有 效 延 伸 ;此 外 ，投 服 中 心 行 权 的 示 范 效 应 带 动 了 股 东“ 用 手 投 票 ”，提 高 了股东大会的整体参与度和中小股东参与度。

机构投资者对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和市场有效性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它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极端收益的冲击可能会导致其注意力分散，从而抵减前述的正面效果。本文基于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注意力分散导致股价信息含量显著下降。这一关系在企业所处的治理环境较差、内部治理水平较低、信息环境较差、股票流动性较低的情况下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注意力力分散导致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频率、交易活跃度均显著下降，且显著降低了企业价值。此外，基金层面的实证分析表明，注意力分散显著降低了基金投资组合的收益率。综上所述，机构投资者注意力分散导致其外部监督效果和知情交易积极性均显著下降，从而降低了市场的定价效率。本文的发现揭示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培育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等不同政策目标之间的有机关联，凸显了系统性地进行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水平不断提高，治理结构不断优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框架，具体体现在治理中的政府过度干预、党组织的监督职能、传统文化对治理的深刻影响、独特的内部监督机制等方面。然而，其还存在包括国有股份“一股独大”、内部监督机制存在缺陷、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治理模式有待改进、缺乏法治环境和治理文化、外部治理环境与内部治理难以匹配等问题；今后，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改进还有赖于逐步改革股权结构、完善内部监控制度、转变治理模式、发展外部市场要素、加强法治建设和培育治理文化等重要途径。

上市后，商业银行的市场约束和监管约束会明显加强，这将提升银行公司治理水平，进而影响银行管理者的行为。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商业银行特别是上市前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操纵的变化，发现银行在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中存在较为明显的“膨胀利润”的盈余管理，而上市后其“膨胀利润”的盈余管理大大减弱，直至不显著；其负向信号发送作用没有改变；未发现其存在资本管理的证据。该研究表明上市有利于改进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为支持银行外部治理环境的强化提供了证据。

本文考察媒体在股权分置改革及流通股股东分类表决的制度安排下所发挥的治理职能。研究表明，作为宏观治理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媒体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治理作用。在控制其它影响因素的前提下，媒体关注程度越高，治理环境越好，“公司治理溢价”越高，信息环境和信息质量越有保证，非流通股股东的私有利益越小，中小流通股股东所面临的信息风险越低，相应地，其所要求的实际对价也会相对较低。反之，中小流通股股东会向那些媒体关注程度较低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要求更高的对价。同时，密集的媒体披露水平可以明显影响甚至强化非流通股持股对实际对价所产生的正向相关关系。分组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些媒体的公司治理职能仅在中小流通股股东对实际对价高度满意的研究样本中存在。进一步地，媒体的这些公司治理职能的发挥主要是通过提高中小流通股股东参与股改投票的热情、进而使其自身意见更有可能在分类表决中得到体现来加以实现的。

同属并购是是地方政府干预公司控制权市场的主要路径与体现，也是公司控制权市场有效性的重要度量。本文以2003—2007年沪深两市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发生的并购事件为样本，以2006年作为我国企业治理环境改进的时间分界线，实证分析同属并购的影响因素与绩效变化。研究发现，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具有同属并购偏好，政府干预及地方保护程度是影响同属并购选择的重要因素。此外，以股权分置改革为代表的治理环境改善弱化了地方国有企业的同属并购偏好，其并购的中观和微观绩效有所提升。这些发现凸现了公司控制权市场发挥结构功能与治理功能的政府因素与环境条件，也揭示了治理环境改进提升公司控制权市场有效性的路径。

我国企业债务融资是决定向银行贷款还是发行企业债券？其选择到底受何种因素影响，是企业自身特性决定、还是适应债务契约治理机制的需要，抑或是受制于我国现实的法律环境和金融管制的约束结果？本文以1998-2009年之间我国非金融企业新增的3053笔债券和银行贷款为研究样本，运用PROBIT计量方法，从企业特征、债务契约属性、外部制度环境和金融管制四个方面来分析企业是趋向于选择企业债券还是银行贷款，解释了我国企业债券融资选择的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环境。

近几年，国家对商业银行单一股权结构进行改革，以期在股权结构优化的基础上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银行治理绩效提升。股权结构体现着股东之间的相对地位，是解决董事会与股东之间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也是公司治理的基础。股权结构决定了公司控制权结构，进而决定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及运作，并通过公司治理结构对整个公司治理的效率发生作用。本文以截止到2009年末上市的14家上市银行为研究样本，通过对比分析银行不同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产权基础，在当前我国公司治理环境下，与高度集中型及高度分散型的股权结构相比，股权相对集中的几个股东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更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