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深度融合正在重塑全球人才管理格局，对中国企业而言，国际法律环境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在深入剖析国际劳动法、税收法规、数据隐私保护以及跨文化法律差异后可知， 国际法律的复杂性不仅影响企业的人才吸引、 管理与留用政策，还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中国企业需要构建全面的全球法律合规治理体系、培养跨文化领导力、优化全球薪酬与激励机制、借助数字化技术提升人才管理效率以及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期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从而塑造更具活力与包容力的国际商业生态体系。

本文以2005-2016 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法律环境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 间的内在联系，并从治理结构、信息透明度以及企业风险等三个维度探讨了法律环境影响企业股票崩盘风险的潜在机理。研究发现，随着法律环境的改善，未来股价崩盘风险显著下降，且该作用具有长期效应，同时在国企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法律环境主要通过改善企业的治理结构降低企业崩盘风险。法律环境改善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在控制内生性等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本文从“法与金融”的视角丰富了法律环境与企业股价崩盘关系的研究。

本文以《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实施为自然实验，考察降低股利税对公司现金分红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股利税降低的年份，上市公司分红水平和意愿显著提高，并且管理层持股越多，现金分红增加的可能性越大，而在股利税不变的年份则不存在这种关系，表明降低股利税能够激励管理层增加现金分红。（2）降低股利税对管理层增加现金分红的激励作用仅在公司治理水平较高或法律环境较好时显著，表明现金分红是公司治理的“果”而不是“因”。（3）股利税降低仅能激励非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增加现金分红。（4）投资者认可管理层因股利税降低而增加现金分红的行为。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降低股利税能够达到促进上市公司进行分红的目的，但要从根本上提高我国上市公司分红水平，关键在于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

本文以我国2007-2011年受到监管机构处罚的违规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法律环境、媒体监督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发现：在这些违规样本公司中，上市公司所处法律环境越好，公司的代理成本越低；媒体的负面监督越多，公司的代理成本越低；在不同的法律环境下，媒体监督对代理成本的影响不同。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无论是在国有上市公司还是在非国有上市公司，法律环境的提高都可以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而媒体监督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在不同股权性质的公司却表现出了差异。综合本文的研究结果，作者认为可以完善法律环境、加强媒体监督来加强对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保护。

我国企业债务融资是决定向银行贷款还是发行企业债券？其选择到底受何种因素影响，是企业自身特性决定、还是适应债务契约治理机制的需要，抑或是受制于我国现实的法律环境和金融管制的约束结果？本文以1998-2009年之间我国非金融企业新增的3053笔债券和银行贷款为研究样本，运用PROBIT计量方法，从企业特征、债务契约属性、外部制度环境和金融管制四个方面来分析企业是趋向于选择企业债券还是银行贷款，解释了我国企业债券融资选择的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环境。

本文利用2001——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审计师行业专长是否影响盈余稳健性。研究发现，2001——2005年度上市公司整体盈余呈现出稳健性，2006——2009年度上市公司盈余稳健性下降。在前一时期，由于会计师事务所整体市场份额较低，受行业内经济依赖性的影响加之弱法律环境下资本市场缺乏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审计师行业专长反而对盈余稳健性产生负面影响，这种情况在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在后一时期，受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浪潮的影响，审计市场集中度提高，审计独立性增强，有微弱的证据表明审计师行业专长能提升公司盈余稳健性，但这种情况在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却并不存在。

决定并影响投资行为特征的因素，主要来自于投资者所处的交易环境，包括投资者所处的外部环境Eo和内部环境Ei。其中决定我国投资者行为特征的是Eo，即投资者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市场环境、法律环境、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等。在一个外部环境恶劣的证券市场，投资者的投资策略是政策依赖、寻求技术分析以及经验和感觉。因此要改善中国股市质量，要提高投资者的理性，并非简单投资者教育，而应该是改善交易环境，通过改革与完善投资者的外部环境，从而提高投资者的可预期性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