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系统性风险问题凸显，亟需立足中国金融实情，准确衡量金融系统性风险。本文基于广义自回归得分模型（GAS）和 BE—MES 模型，构建了包括旋转 Copula 和其本身的时变混 Copula 模型—DMC-MES 模型，并将其用于度量 2012 年至 2018 年沪深 300 成分股中不同行业的边际期望损失（MES），力求对系统性风险有更好把握。研究结果发现：（1）该模型可以很好捕获非线性相依关系，将非线性相依结构清晰分为上下尾相依结构；（2）除部分金融机构外，其他机构的左尾相依性要大于右尾；（3）各个机构的风险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活动领域，相同部门机构的 MES 相近；（4）与国外研究相反，国内银行机构的风险贡献度最小，风险贡献度最大的行业为券商和房地产行业；（5）金融类机构在市场下跌期的波动性小于其他行业，并发现在2015年股灾发生前这类机构的 MES 值就已开始下降。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但因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迥异，不同商品的价格粘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单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无法客观反映各收入群体所感知的真实物价水平。本文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与宏观加总数据，创新性地构建了分布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Distributional CPI）。基于该指数，本文提出了货币政策通过消费价格端影响不平等的新机制，并对其进行了量化研究。同时，本文还采用了新近发展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序列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存在显著差异，且低收入群体的价格指数具有更大的波动性。进一步分析表明，与传统研究所揭示出的加总效应不同，由于消费结构的差异，货币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造成了异质性影响。特别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而高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较弱。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货币政策在稳增长、保就业之外，还在消费价格端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此外，本文构建的分布式消费者价格指数也是Piketty et al.（2018）强调的政府构建并发布分布式国家账户（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在消费价格端的一个重要延伸。

为了实现A股长期稳健发展的夙愿，使之成为长期资金可以依托的健康市场，我们对中美股市进行了多指数（中美四个指数）、多收益（差价收益和全收益）、多算法（自然年份、年度长周期和交易日长周期）、多周期（1-20年）的“四多”统计与分析。数据显示，A股的年度和长周期收益率波动性都很大，尤其是最高收益率超过美股。美股在长达百年的历程中虽经世界风云变幻，相对于A股，其实没有特别高的波动记录，但却有多年连续牛市的记录，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的40年间已经出现了三次“准十年牛市”。从统计分布来看，美股指数呈现比较良性的“负偏态”，A股则几乎与此相反。其实，自沪深交易所成立以来，至今A股的累计涨幅是高于美股的，所以A股有条件走得比美股“更美”。本文建议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消除股市投机性暴涨、防止透支中国经济基本面、使A股积累内生的正常涨跌基因。

本文以2007至2016年共10年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和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为样本，基于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风险调整后的投资业绩测度了持股基金投资能力，以上市公司高管基金行业背景校友数量和滞后持股基金投资能力为工具，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回归，揭示了持股基金投资能力差异对股票价格的因果性影响。计量分析发现：（1）高水平基金持股显著降低了股票价格波动性，持股基金投资能力越高，股价整体波动性和特质波动性越低；（2）控制投资能力以后，基金持股规模与股价波动性正相关，即基金持股比例越高股票价格反而波动越剧烈。

本研究对中国股票型私募基金经理的市场择时能力进行了检验，即这些私募基金经理是否具有根据市场情况来调整基金资产组合的市场敞口的能力。相比与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的策略和资产组合的调整更加灵活，因此更有利于体现基金经理的择时能力。我们从收益择时、波动择时和流动择时三个维度来对中国的私募基金经理的择时能力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私募基金经理具有一定的收益择时和流动择时能力，但是很少有基金经理具有波动择时能力。即一些私募基金经理可以通过预测市场收益和市场的流动性，来相应调整资产组合的市场敞口，但很少有基金经理可以通过预测市场波动来调整基金的市场风险敞口。同时，我们对回归结果进行了Bootstrap分析，结果表明这些显著的择时能力并不是由于运气因素所带来的。最后，我们也对结果进行了稳健性的检验。我们的研究对于了解中国私募基金经理的择时能力具有一定的帮助，同时，有助于加深理解市场的收益、波动性和流动性在资产管理和投资决策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 但因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迥异，不同商品的价格粘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单一 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无法客观反映各收入群体所感知的真实 物价水平。本文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与宏观加总数据，创新性地构建了分布式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Distributional CPI)。基于该指数，本文提出了货币政策通过消费 价格端影响不平等的新机制，并对其进行了量化研究。同时，本文还采用了新近发展 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序列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收 入群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存在显著差异，且低收入群体的价格指数具有更大的波动性。 进一步分析表明，与传统研究所揭示出的加总效应不同，由于消费结构的差异，货币 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造成了异质性影响。特别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 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而高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较弱。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货币 政策在稳增长、保就业之外，还在消费价格端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此外， 本文构建的分布式消费者价格指数也是 Piketty et al.(2018)强调的政府构建并发布分 布式国家账户(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在消费价格端的一个重要延伸。

机构投资者是市场波动的稳定器还是放大器？如何发挥机构投资者稳定器作用？通过基于股票横截面特征因素，引入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运用横截面OLS回归和Fama-MacBeth横截面回归，考察我国机构投资者持股比重与股票波动性之间的关系，及持股偏好与股票波动性的关系。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影响着其与股票波动性的关系，通过提高机构投资者市场比重并不是稳定市场的关键，应通过改善制度环境引导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这样才能使其起到稳定市场、降低市场波动的作用。

流动性影响股票收益的渠道在传统文献中仍需进一步厘清，本文采用随机折现因子的 方法构建了SDF‐LCAPM 模型，将流动性影响股票收益的渠道分为两个：第一个渠道是股票 自身的流动性特征直接影响股票收益；第二个渠道为流动性是系统风险的组成部分，影响股 票的收益。SDF‐LCAPM 模型提出了将流动性影响资产收益的两个渠道联接的框架，并解开了 流动性的波动性与资产收益负向关系之谜，解释了系统流动性与股票收益率对市场流动性的 敏感度不被定价可能的原因，还发现了流动性与资产收益的协方差在资产定价中有重要的作 用。根据SDF‐LCAPM 模型我们实证发现，不同类型的股票流动性特征和流动性风险对收益 率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这一发现可为投资者流动性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除此而外， SDF‐LCAPM 模型应用在中国股票市场上，可以提高投资组合的Sharpe 比率，具有一定的应 用价值。

我们以2007年到2011年五个整年的日度数据为样本，通过ARCH族模型和VAR模型分别探讨期限为隔夜、一周、二周、一个月4个品种短期shibor各自的波动性和相互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各品种短期shibor的波动存在非对称效应，正向冲击引起的波动大于同幅度负向冲击引起的波动的上升。某一品种的短期shibor的波动对其他品种短期shibor的波动会产生同方向的溢出效应，不同品种短期shibor所造成的波动溢出效应也有较明显的差异。

本文运用盈余自回归模型，通过盈余持续性和预测误差检验是否盈余波动能改善盈余可预测性，并结合盈余波动的成因和组成进一步分析盈余波动对盈余可预测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盈余波动性主要源于应计项目的波动，盈余的持续性和盈余可预测性的准确性主要取决于盈余和应计项目的波动性，长期的预测检验也得出相同的结论，而控制观察当期盈余的情况下，盈余和应计项目的波动性的与盈余可预测性持续性和盈余可预测性的准确性之间的负向关系也存在，但组间差异性有所降低，此外盈余与应计的观察期的期望值的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应计项目的期望值含有盈余可预测性信息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