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于1965年指出，随着期货合约到期日的临近，期货价格的波动率会变大。此现象被称为萨缪尔森效应。许多关于欧美期货市场的实证研究表明，农产品、工业金属及能源期货大多体现出了较明显的萨缪尔森效应。本文则发现中国有色金属期货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逆萨缪尔森效应，即随着期货到期日的临近，期货价格波动率反而不断变小。这种“异象”相当有趣。本文分别采用F检验、OLS回归以及似乎不相关回归（SUR）证实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铜、铝、锌期货价格存在逆萨缪尔森效应。

新兴市场国家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股票市场的开发往往是其开放之路上的最后一道闸门。本文基于新兴市场的经验事实，从宏、微观层面系统阐述了股票市场开放后外资股东对新兴国家资本市场稳定所形成的各种正、负影响机制。现有研究发现外资股东对波动率的正负影响机制的还受到诸如监管水平、本土金融机构竞争力、市场经济发育程度、法制环境等外生变量的影响。现有研究认为中国股票市场的开放要注重保护好外资股东与其持股比例相称的股东权利，这样有助于在股票市场逐步开放的过程中保证资本市场的稳定。

股票市场的开放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至关重要而又不得不慎之又慎，新兴经济体的历次金融危机均引发学术界与实践界对国际资本流动是否是重要影响因子的讨论。本研究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利用1999-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月度面板数据，从微观层面讨论外资股东对所持股上市公司股票波动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持有H股、B股等流通股的外资股东对所在公司股票波动率具有正向影响，而持有不可交易股份的外资股东对所在公司股票波动率具有负向影响。研究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持有不可交易股份的外资股东因为各种因素在发挥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功能被严重抑制，同时其股份的高难度退出机制使得其则较为容易在二级市场形成冲击，从而提高股票波动率，而持有流通股的外资股东则不存在上述效应。

本文分析1999-2008年沪深上市公司年样本数据，发现现金流波动率与公司价值显著负相关，而盈利波动率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不显著。通过分解盈利波动率，结果表明投资者能够辨识盈利中各组成部分的信息内涵，对于现金流波动和盈余操纵程度较低的公司给予更高的估值。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现金流波动率主要通过提高投资者的权益资本成本来影响公司价值，其中由市场环境导致的系统性现金流波动率发挥主导作用。因此，上市公司管理层应当通过风险管理手段降低现金流波动率，从而提高公司价值。

本文采用四种方法来测度中国公司债的非流动性, 考察了公司债层面、市场层面影响中国公司债非 流动性的因素, 最后讨论了公司债非流动性、权益波动率、印花税调整等因素对公司债风险溢价的影响. 研究 发现, Amihud (2002)是衡量中国公司债非流动性较有效的方法. 在截面上只有Amihud (2002)非流动性测度 对公司债风险溢价有正的显著影响. 此外, 公司权益波动率和2008年的两次印花税调整对公司债风险溢价有正 的稳健显著影响. 在控制了信用风险后, 公司年化权益波动率提高10个百分点, 公司债风险溢价大约提高45个 基点; 2008年的两次印花税调整对公司债风险溢价有正的显著影响, 2008年4月24日、2008年9月19日印花税 调整后, 债券投资者比调整之前多要求大约50、60个基点的额外风险补偿.

本文利用EGARCH模型和VAR模型研究了我国沪深300股指期货开市一年来交易量和波动率的动态和因果关系。实证结论表明股指期货的非预期交易量是信息量的有效代理变量，可以很好的解释波动率，同时二者没有显著的Granger 因果关系，因此我国股指期货市场支持了分布混合假说（MDH），证实了该市场是有一定效率的。

对证券市场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市场信息的跨国（境）传播机制特别是国 际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还可以增进人们对证券市场微观结构与信息效率的认识。本文应用 Hong（2001）、Hong et al. (2009）新近提出的信息溢出检验方法，详细考察并比较了我国A 股市场与美股、港股在次贷危机前后的互动关系，首次揭示了三者联动结构与信息传递的全 景图，包括互动的方式、方向、相对强度、当期影响与多期滞后关系以及时变性。研究结果 表明：（1）在三者的关系中，美股处于主导地位，并且对港股、A 股市场具有金融传染效应；（2） A 股市场不再是“独立市”，A 股不仅能够反映美股、港股等外围市场的重要信息，而且已具 有影响外围市场的能力；（3）A 股与美股、港股之间的互动关系体现在均值溢出、波动率溢 出、极端风险溢出等多个层面，既有线性关系也包括非线性关联方式。

本文基于我国沪深两市1997年1月至2010年12月的数据，分别在二元马尔可夫区制转换模型和Carhart(1997)四因子模型框架下检验了我国股市收益与市场流动性的动态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市单位流动性风险溢价存在显著的时变性，可区分为“低流动性β”和“高流动性β”区制；但是，当控制了Carhart四因子后，时变性仍然显著，低流动性β区制下的流动性溢价则不再显著。此外，我国股市存在流动性转移（flight to liquidity）现象。股市的高换手率、高波动和经济增长的放缓可对此时变性进行预测，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等货币政策变量则不具前瞻性。

基于保险监管视角，借鉴欧盟“偿付能力II”相关理论，对市场风险运用幂阶转换在险价值（Normal Power Approximation Value-at-Risk），并进行波动率时间序列建模；对保险风险运用精算模型；对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则借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相关标准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财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资本需求。结果显示：偿付能力资本需求（Solvency capital requirement, SCR）是最低资本需求（Minimal capital requirement, MCR）的1.928倍，表明以风险为基础计算的资本需求远大于基于业务量大小的资本需求。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我国金融市场将对外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和投资环境将变得更加复杂。国际上，西方主权国家和日本的债务危机，以及西方国家的失业率的等问题影响我国金融市场；在国内，房价和CPI居高不下，我国政府频繁加息和提高准备金，但效果不是很明显。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和稳定物价是我国当前两个最棘手的问题。地震、战争等因素给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带来极大的心理恐慌，进一步增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投资者将更加关注投资风险。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2月31日，包括QDII基金在内的国内基金公司公募基金资产净值为25184.54亿元，其中开放式基金占公募基金资产的90%以上的比重。所以，研究我国开放式基金的投资风险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研究开放式基金不同投资策略的风险，通过了解不同类型开放式基金的投资策略，熟悉不同类型的开放式基金的风险特性。分析不同类型开放式基金指数的波动率，让投资者理解开放式基金风险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风险收益偏好选择不同类别开放式基金，对比基准指数进一步估计单只开放式基金波动状况。 本文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我国开放式基金的投资风险。运用GARCH-M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开放式基金投资风险，EGARCH模型研究不同类型的开放式基金指数的波动是否存在非对称型。 本文的研究结论：1）GARCH-M模型对开放式基金指数的拟合效果较好，在本文研究的中证开放式基金指数体现出金融理论中高风险高收益的有：股票型基金指数、混合型基金指数、货币型基金指数、ETF基金指数和QDII基金指数，只有债券型基金指数估计出的均值方程方差前的系数为负，众所周知，债券型基金风险最小。2）信息冲击非对称性在开放式基金指数中比较复杂，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绝大多数策略的开放式基金“利空消息”和“利好消息”都会加大指数的波动率，但是本文没有得出“利空消息”作用大于“利好消息”作用的非对称性的结论， ETF和QDII表现出了“利空消息”作用大于“利好消息”。通过分析得出我国基金经理们在利好或利空时都表现出了羊群效应的结论，他们没有合理地控制风险，跟散户一样追涨杀跌，而且利空弱于利好，说明基金经理追涨时更疯狂。因此，建议我国投资者在牛市中选择 值较高的股票会收益更好，在熊市中选择 值较低的股票风险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