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宏观经济形势的视角，以沪深两市A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在金融危机前后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差异。对现金持有水平，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两个方面的实证检验表明，危机之后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明显增加，其中制造业和信息技术行业最为明显；危机之后上市公司的现金-现金流敏感系数增大，说明企业更多的从内部现金流中保留现金。同时，经过样本对比分析发现，在危机期间增加现金持有量有助于减小企业的业绩下滑幅度，同时发现现金持有水平对业绩的影响效果并非稳定不变的。

不同融资约束的企业在承受经济危机冲击的能力上存在较大差异。研究表明，企业规模、所有者性质对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不同规模、不同所有者性质的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进一步探讨其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随着上市公司规模的扩大，我国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也是增大的；国有上市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大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其中民营上市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最小；同性质下不同规模的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也存在较大差异，规模大国有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大于规模小国有上市公司，而规模大的民营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小于规模小的民营企业。

掠夺理论表明比竞争对手持有更多现金有助于提升企业的产品市场业绩。本文基于现金的平均效应与区间效应探讨了现金持有量对产品市场业绩的影响。本文发现，就平均效应而言，企业在当期比竞争对手多持有现金将对下期的产品市场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就区间效应而言，现金持有量与产品市场业绩之间的回归系数呈现出随着现金持有水平的提高而逐渐下降的趋势。为了究其原因，本文进一步对现金持有量与投资支出、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检验。结果表明大量持有现金引起的过度投资是造成现金持有量-产品市场业绩区间效应呈下降趋势的主要原因，且最终也损害了企业的经营业绩。本文还发现行业的竞争强度以及整体财务状态也会影响现金持有量与产品市场业绩之间的关系。

从融资约束的角度来研究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是当前公司财务学的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根据Almeida et al(2004)提出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从资产规模、股利支付和控制权性质三个融资约束分组标准角度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结论表明，融资受约束和不受约束的公司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都显著为正，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特别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都非常的正显著，都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不够完善，大多数公司仍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另一方面可能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滥用“自由现金流”的现象。因此本文的结论不能有效的支持融资约束影响了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这一假说，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并不能有效区分融资约束与非融资约束公司，其作为检验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假说并不合适。

本文运用多元回归模型、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别检验2001-2005年沪深上市公司的R&D投资决策与内源融资、技术效率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公司现金持有量对R&D投资具有显著的解释力, 但盈利能力强公司并没有进行更多的R&D投资。在进一步引进托宾Q控制变量, 从而控制了现金流作为未来投资机会指示器的作用后,发现现金持有量和R&D投资机会的交乘项与R&D投资具有负相关关系,体现了融资约束公司R&D投资决策中现金持有的对冲效应。同时,研究证明R&D投资显著提高了公司技术效率,这种R&D投资的影响力在滞后二年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本文研究结果为中国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提供了证据,从一个侧面充分体现出了转轨经济环境下中国上市公司R&D投资决策内源融资约束的特点,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转轨经济环境下公司R&D投资决策相关经验研究文献, 而且有助于合理判断和考察R&D投资决策技术效率业绩, 指导公司建立具有内在一致性的R&D投融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