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各国公司治理监管机构都实施一致的董事会结构要求，然而面对公司性质及其经营环境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是否存在最优董事会是近年来公司治理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以CEO寻租空间和影响力、监督成本、公司复杂性等为影响要素构建最优董事会抉择模型，研究发现：（1）CEO寻租空间对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有正向积极影响；（2）监督成本与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的影响负相关；（3）从董事会边际治理成本角度，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进一步采用1999-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支持在一定监管规则下，治理成本使得独立董事与董事会规模的替代性假说存在；尤其我国董事会内生性特点突出，但由于经营复杂性，统一的独立董事制度导致的治理成本使得部分董事会执行效率较低。由此，建议监管机构从公司治理执行效果出发，考虑最优董事会的相机抉择行为，采用柔性化的监管条规，以提高公司治理绩效。

承诺的优越性如何，主体的预期形成方式是关键。在理性预期假定下，预期被认为是同质、既定的，为了防止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要遵循承诺而避免相机策略。而在异质预期下，私人部门是有限理性的，会不断学习。本文认为，在异质预期下，货币政策重在预期管理，相机优于承诺；但是这种相机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受约束的相机或相机式规则，要在透明度下施行，包含着部分承诺，透明度充当了承诺机制，其本质是利用私人部门的学习，及时促进异质预期经济向理性预期均衡收敛。本文的贡献在于，对异质预期下的“承诺对相机”问题主要从理论上进行了非技术性的直观的描述和分析。

金融系统固有的亲周期性，在自我实现机制和加速机制下，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积累和金融失衡；金融失衡多以金融危机的方式释放。次贷危机就是金融系统过度亲周期性失衡的结果，并凸显出以美国为核心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和以美元为核心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制度性缺陷。奉行“规则优于相机抉择”和以显性的或隐性的通货膨胀率为最终目标、以利率为操作规则为特征的现行货币政策框架对金融资产风险、金融失衡的积累表现的是无奈。因此面对这一挑战，需要革新现行货币政策框架。

信贷和资产价格的繁荣萧条周期，在自我实现机制和金融加速器机制下，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积累和金融失衡，金融失衡多以金融危机的方式释放。这种繁荣萧条周期与不当的货币政策有紧密关系。奉行“规则优于相机抉择”和以显性的或隐性的通货膨胀目标为最终目标、以利率为操作规则为最大特征的现行货币政策框架对此表现的是宽容和无奈。与多数学者试图把资产价格纳入现行货币政策框架下的目标体系中的主张不同，本文提出一个兼具总量与结构的复合调控特征的贷款准备金政策主张，构建模型来说明贷款准备金政策对资产价格的调控和对货币区内成员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保持。

通过对LLSV模型的扩展，构建终极控制人对企业投资影响两期静态理论模型，研究终极控制人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在终极控制人谋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情况下，“隧道挖掘”成本越小，企业投资者保护程度越差时，终极控制人越易进行过度投资；终极控制人为国有性质的企业比终极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企业更易过度投资；负债融资具有一定的相机治理效应，可提高终极控制人的投资决策点，抑制终极控制人过度投资。

本文对我国股票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剖析，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可行的政策建议。我们的结论是，政府解决股市问题的唯一途径是：放弃“相机抉择”的融资政策，转而向建立和维护市场规则的方向转变。

我们在双重成本约束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控制权不同分布状态下的最优委托权安排。控制权被区分为合同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合同控制权在初始状态下可以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两者之间分布，但剩余控制权却始终掌握在代理人手中。代理人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知识获取效率来实现剩余最大化。本文的分析是双重成本约束思想的一种改进，也是有关不完全合同和“控制权相机转移”思想的一种延伸。

近年来我国央行外汇储备的增加形成了基础货币的内生性增长，央行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采取相机抉择，除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外，还运用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发行央行票据等操作工具，冻结基础货币或对冲外汇占款，央行在实现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笔者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以微量递增存款准备金率的操作方法，解决基础货币内生性增长的矛盾的构想。

银行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关键。本文提出了银行监管相机抉择的概念及实施适度监管的 “风险偏好”标准，认为银行愿意承担的风险水平的变化，是银行与储蓄者之间、银行与借款人之间、银行与银行之间、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以及宏观经济的影响所共同决定的。此外，本文还强调了相机抉择监管的前提是政府必须与银行相比拥有信息优势。通过上述分析，试图建立一个关于相机抉择监管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