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基金是推动企业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绿色金融工具。不同于既有研究主要关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债权型工具，本文聚焦于股权投资型绿色基金，以2012—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绿色基金对企业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基金对企业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够显著加快企业低碳转型的进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基金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管理层碳关注力、提高绿色投资效率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显示，绿色基金对非国企、规模较小、融资约束更强、非重污染行业的企业碳生产率的作用更为显著，呈现出“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的特征。此外，政府型和市场型绿色基金都能显著提升企业碳生产率。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为绿色基金推动企业低碳转型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完善绿色金融制度体系提供了政策参考。

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具有显著状态依赖特征，其强度和路径随经济周期、金融条件与市场预期动态调整。本文结合叙事符号约束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与平滑迁移局部投影(ST-LP)，基于2006年3月至2025年12月的中国宏观经济月度数据识别外生货币政策冲击，考察不同周期阶段的非对称传导效应，并从利率、信用和预期渠道分析其机制。研究发现：第一，货币政策具有显著经济周期非对称效应，相比扩张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收缩期对产出和通胀的促进作用更强，但冲击初期存在时滞；第二，利率渠道在两种状态下均有效传导，收缩期宽松政策能推动信用扩张，但信用利差未同步收窄；第三，预期渠道主体分化，企业信心在收缩期明显改善并与产出修复呼应，消费者信心响应较弱。这为完善逆周期宏观调控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与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已成为我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促进实体经济开放发展的核心战略。然而，既有研究主要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展开探讨，却相对忽略了一国内部要素禀赋、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动态适配的内生逻辑。新结构经济学主张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最优产业结构，进而内生出与之相匹配的最优金融结构，这为解读我国人民币国际化路径提出了崭新视角。本文将立足新结构经济学视角，试图以此探讨人民币国际化的阶段性推进路径与政策协同框架，以期丰富理论认知并提供实践参考。

本文基于2010年第一季度至2023年第四季度229家中国商业银行的季度数据，考察存款定期化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存款定期化显著削弱宽松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增长的促进作用，该结论经多项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仍然成立。第二，存款定期化主要通过负债价格和负债数量两条渠道削弱货币政策向银行信贷的传导，并且在控制批发融资、市场竞争和银行资产质量等替代性因素后，核心结果保持稳健。第三，上述影响具有一定的动态持续性，并进一步削弱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投资和就业的促进作用；宏观层面的状态依赖局部投影模型分析显示，高存款定期化状态下，总量信贷、实际产出和资本形成对宽松货币政策的响应幅度总体较小。本文从银行存款期限结构视角拓展了货币政策存款渠道研究，为理解我国货币政策向银行信贷传导的异质性及其实体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大幅降低了信息的生产与传播门槛，但低门槛、高传播的数字舆论监督多大程度上能够发挥企业绿色转型的治理作用仍有待检验。本文以自媒体作为数字舆论监督的典型代表，基于第三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32万余篇文章，构建自媒体关注度及其内容特征指标，系统考察了数字舆论监督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自媒体关注虽能显著提升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但未同步提升专利质量，形成了明显的“量质分化”。机制检验表明，自媒体通过提高分析师研报覆盖和投资者互动关注强化了资本市场外部监督强度，但企业主要以更积极的环保表述和更充分的信息披露作出回应，并未转化为环保投资增加和污染排放改善，呈现明显的“言过于行”。上述效应在外部关注压力更强、管理层短期化倾向更明显的企业中更为突出，也主要由聚焦绿色议题、持续跟踪且语调积极的报道所触发。进一步研究发现，自媒体与分析师、传统新闻媒体能够形成互补效应；由数字舆论监督驱动的绿色专利扩张虽能改善第三方环境评价，却受到资本市场的估值折价。本文结论为完善自媒体治理、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转型等提供了重要启示。

长周期考核、尽职免责与长期资金入市等制度安排陆续落地，围绕耐心资本培育的国家制度供给正稳步推进。然而，制度供给的完善并不等于政策目标的实现。耐心资本能否真正转化为实体经济中的逆周期投资能力，取决于微观机制是否成立。基于2008-202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并购数据与机构投资者持仓明细，本文将耐心资本解构为身份、行为与方向三个维度，以逆势持仓占比与持仓稳定性构建测度，系统考察耐心资本对企业逆周期并购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方向耐心资本显著提高了企业在周期低位年发起并购的概率，该结论经置换检验、剔除竞争性解释和以行为口径构造的工具变量估计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耐心资本通过提高长期资金在企业机构持股中的占比缓解融资约束，通过降低持股期间的盈利波动恢复企业的执行能力。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效应集中作用于融资约束更强的企业，且耐心资本在低位期主动增持了随后发起逆周期并购的企业。研究发现为评估耐心资本政策、优化相关制度安排提供了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能否通过改善企业行为产生声誉治理效应，是评价环境政策微观经济 后果的重要维度。本文以 2012—2024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 2018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声 誉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声誉风险，经过平行趋势 检验、安慰剂检验、替换变量、排他性检验以及固定效应双重机器学习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和提升 ESG 责任表现降低企业声誉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媒体关注度较高、外部审计 监督较强、融资约束较低以及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中，环境规制的声誉治理效应更为显著。 进一步研究表明，声誉风险上升会提高企业信贷风险溢价，并对财务绩效产生一定的负向影 响，说明环境规制还能够通过缓释声誉风险产生融资改善效应和一定的经营改善效应。本文 从声誉风险视角拓展了环境规制微观经济后果的研究，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加强企业环境 治理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商业银行的经营生态与风险格局，流动性风险作为商业银行核心风险类型之一，其受数字金融冲击的机理亟待厘清。本文基于2020-2025年我国18家主要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以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核心解释变量，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对流动性风险具有抑制作用，该结论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研究为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优化流动性管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绿色金融发展则是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本文通过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综合指标,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该基准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当前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均值尚未突破拐点,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将有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是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倒“U”形影响的重要渠道;在不同环保属性企业、民营企业和东中部地区中倒“U”形关系显著,但绿色金融对环保企业影响更大,而对国有企业影响甚微,对西部和东北地区仅存在正向线性影响。这些独特的经验发现为今后绿色金融的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本文追溯金融心理学与行为经济学从早期到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脉络，依次梳理心理学的科学奠基、经济心理学的诞生、行为经济学的主流化，以及当前神经经济学与人工智能融合形成的“计算行为金融”时代。文章指出，BERT、Bi-LSTM等深度学习模型正革命性地重塑投资者情绪测度方法，这一完整脉络为理解智能金融时代股票市场波动与投资者行为，提供了关键的历史纵深与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