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化分工是企业成长的重要基础和一国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同时也是新形势下提高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的重要途径。深入探究国内市场专业化分工的内在机理,对于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至关重要。文章以“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政策作为社会信用环境的代理变量,借助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了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显著促进了企业专业化分工,这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而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当内部管控成本较高时,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而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以及法治环境较好的地区,社会信用环境改善的专业化分工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推动作用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文章揭示了社会信用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不仅为理解企业分工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也丰富了信用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研究。

《民法典》在担保物权领域做了许多重大的调整，这对于金融行业也是一巨大的冲击，有利于促进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加快金融法治建设。金融担保制度是目前市场经济大环境中加强社会信用的关键制度，是金融创新中防范信用风险的重要手段。本文以让与担保为视角对《民法典》中的相关规定进行理论梳理和实证分析，探讨让与担保制度对我国金融担保的影响，规划金融法治建设应对策略和金融担保的未来规划。

金融结构的不断演变，使得流动性的内涵和流动性创造的形式发生了变化。本文认为， 在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下， 具有较强市场流动性的金融资产被纳入到广义流动性的范畴，在总量上， 广义流动性包括了各种信用形式在内的社会信用总量。 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上以证券化的方式 创造流动性，这是一种广义的、内生于金融市场内部的流动性扩张，在过去几年导致整个社会可贷资 金总量的快速增加。流动性创造形式的变化会影响到宏观经济金融的稳定，以及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 有效性。因此，一国政策当局应该加强流动性管理、建立以“流动性”为核心的政策框架体系。

世纪之交以来，鼓吹民营金融市场准入的理由在激烈争论中得到“锤炼”，变得更加具有诱惑力了，但民营（筹办）银行的送审方案与章程设计却暴露出民营企业家急迫参与银行业的真实动机，该动机与鼓吹民营金融的学者们所列举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偏差太大。因此，民营银行市场准入呼声不过是一个在经济上成长起来的利益集团为实现其政治利益追求寻找一条更加宽阔的经济路径而已。在社会信用等制度环境制约条件得到满足之前，新增设民营银行机构无益于真正的民营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拓展，也无益于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优化，更无益于中国金融新秩序的确立与持续，至于能否实现“规范民间（地下）金融”和“瓦解金融‘黑市’”之目标，则取决于金融资产价格的市场化程度。针对真正的民营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拓展问题，我们更加主张在完善制度建设基础上对现有小银行类存款机构进行民营化改造，该措施具有等同制度变迁收益这个前提下的最小社会成本优势。

不良贷款居高不下，不仅制约着农村信用社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影响到信用社对农村经济活动的信贷再投能力，而不良贷款“前清后增”问题 ，又是当前各级农村信用合作管理部门困惑不堪的突出问题。尽管农村信用社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盘活清收不良贷款，但收效甚微，信贷资产质量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因此，深入地剖析不良贷款“前清后增”的原因，对症下药，进行综合治理，便成为摆在当前农村信用社面前迫在眉睫的严峻课题。那么，不良贷款缘何会“前清后增”呢？根据笔者多年的观察和体验认为，不仅有贷户拖欠赖债的原因，更有信用社自身管理存在的弊端及社会信用环境差等诸多问题。

我国社会信用环境欠佳，抵押贷款发展较快，但其实际效果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设计、讨论了衡量抵押贷款实际效果的核心指标，抽样调查了抵押贷款的实际效果，通过实证研究，初步分析了影响抵押贷款实际效果的关键因素，提出了政策建议。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十一五” 规划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战略任务，金融扶持尤显重要，但农村金融生态脆弱，特别是农村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问题表现突出。本文通过对清流个案研究，分析了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