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环境治理的新工具,中央环保约谈制度建立的初衷在于解决属地化环境管理体制下政策执行低效而导致的治理失灵问题,而中央环保约谈的震慑效应及其持续性有待进一步检验。文章基于我国 2005 —2019 年 28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和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中央环保约谈的震慑效应及其持续性。研究发现：第一,中央环保约谈有效降低了本地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具有显著的直接震慑效应；第二,中央环保约谈对空间关联地区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产生了负向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近邻震慑效应；第三,中央环保约谈的直接震慑效应不具有持续性,但近邻震慑效应随时间不断持续和增强；第四,机制分析表明,在风险规避和价值创造的双重作用下,中央环保约谈对空间关联的被约谈城市产生了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文章聚焦于震慑效应,拓展了环保约谈的研究视角,对环保约谈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具有实践启示。

通过构建古诺模型和斯蒂尔伯格模型两种框架并将设立风险投资的创新成功概率沿吸收能力和行业竞争程度内生化，本文对经典公司风险投资行为模型进行了拓展，藉此研究了风险资本投资与母公司创新的关系及母公司和行业异质性对这种关系的调节机制，并基于 2005-2017 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匹配法和倍差估计量‖技术及工具变量法等对模型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通过组织替代和战略竞争的双重效应，中国企业从事风险投资显著提高了自身的创新水平，在创立风险投资后专利申请和创新效率均有相对于非无风险投资企业更为明显的提升；（2）不同吸收能力的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具有不同的创新效应，自身吸收能力越大的企业，新创企业的知识创造对其基础研究越有价值，设立风险投资的组织替代效应越大，创新的提升作用越明显；行业竞争水平也有与吸收能力相同的调节作用，高竞争行业的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对竞争对手创新空间的挤压效果更明显，战略竞争效应更显著，与低竞争行业的企业设立风险投资无任何创新效果不同，高竞争行业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后其专利申请和创新效率均有明显提高；（3）大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具有更高的创新效应。本文还就如何提高风险资本投资的创新效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在地级市层面考察了中国地区间金融扩张相互影响的特征和机制。金融资源是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在晋升激励机制影响下，地区间围绕经济增长的竞争，会导致金融扩张在地区间存在竞争效应，从而同属一个省区的不同地市金融扩张存在正相关关系。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部分金融机构可以开展异地业务，从而使得地区金融扩张也具有溢出效应，地理邻近地区金融扩张存在负相关关系。本文利用中国地级市 2005-2011 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并精巧地构造空间权重矩阵，识别出地区金融扩张同时存在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

文章运用Panzar-Rosse模型计算了1995-2006年间中国银行业的H统计值及每年的Ht值，并以Ht值为被解释变量，以市场集中度（CR4）、外资银行机构数、外资银行资产、市场不稳定程度（IIt）为解释变量，分析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995-2006年期间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是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外资银行进入强化了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并且机构数的影响更为显著；市场集中度与市场竞争程度负相关，验证了SCP假说；市场稳定程度与市场竞争程度不相关。

外资并购事件可能向目标方竞争对手传递竞争压力加剧的信息，亦可能传递再次 并购即将发生的信息。本文以89次外资并购中国上市公司的事件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外资并 购传递的信息内容。本文实证结果发现，在外资并购首次宣告时，目标方竞争对手的市场反应 显著为负;而一旦外资并购被终止，竞争对手的市场反应则显著为正。该结论表明，外资并购 事件在目标行业传递了行业竞争压力即将加剧的信号。本文进一步分析显示，在外资并购成 功实施后，目标方的盈利能力、经营效率、流动性以及偿债能力都逐渐超过竞争对手。

本文考察了外资并购宣告期目标方与同行业竞争对手的市场反应差异，以及外资并购成功实施后目标方相对于竞争对手的长期业绩。本文研究发现：在外资并购首次宣告期，目标方和竞争对手的市场超常收益一正一负；而在外资并购终止宣告期，竞争对手市场超常收益显著为正；被外资并购之后目标方的盈利能力、经营效率、流动性以及偿债能力都逐渐超过竞争对手，目标方的长期市场收益也在并购后第 3 年高于竞争对手。本文结论表明，在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市场力量悬殊的情况下， 外资并购事件在目标行业传递了行业竞争压力即将加剧的信号；已成功实施的外资并购改变了目标行业竞争格局，提高了目标企业的行业相对优势，削弱了目标方竞争对手的行业竞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