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

  • 详情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影响效率投资吗——基于A股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
    自从2018年《公司法》中关于股份回购进行了专项修订,我国资本市场中开启了股份回购的热潮,股份回购逐渐成为上市公司资本运作的重要方式。本文以2006年至2021年我国上市公司中进行股份回购的公司为样本,研究股份回购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股份回购可以抑制非效率投资,主要通过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来抑制投资过度,以及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减少投资不足。当产权性质为国有企业或管理层权力较大,会抑制股份回购对非效率投资的积极影响,而当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则会加强股份回购对非效率投资的积极影响。研究结论为企业提高投资效率与完善法规建设有重要参考意义。
  • 详情 基于社会心理因素视角的高管薪酬研究综述
    与管理层权力理论不同,社会影响理论强调存在着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心理因素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本文将从社会心理因素视角出发分析社会影响机制对高管薪酬的作用,首先对社会心理因素的内涵加以分析,然后通过文献梳理总结董事会服务于高管利益的动因及过程,并对社会心理因素和社会影响机制如何影响高管薪酬水平加以阐释,最后提出研究展望。
  • 详情 上市银行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的关系:来自高管团队变化的解释
    高管薪酬始终被认为是解决公司治理框架下第一类代理问题的重要机制之一,不过高管薪酬机制的有效性却始终受到怀疑。管理层权力理论认为,管理层能够利用其掌握的权力对高管薪酬决定机制和调整机制施加影响,从而造成其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发生偏离的情况。高管团队与管理层权力密切相关,高管团队的变化既可能是管理层权力作用的直接结果,也会对管理层权力运用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本文发现,高管更迭的比例与董事长兼职数量显著负相关,高管团队规模和高更更迭的比例减弱了独立董事比例对高管薪酬水平的影响,高管更迭质量可以增强独立董事比例以及总经理兼职数量与高管薪酬之间的显著性程度。
  • 详情 基于中国银行业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权力与薪酬关系拓展性研究
    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一直是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重点。由于最优契约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高管薪酬过度增长的现象,学者们越来越多采用管理层权力理论来解释银行业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本文针对我国银行业公司治理的特点,从两职合一,董事会构成以及高管任期等三个方面列出了更多管理层权力的指标,选取中国沪深两市上市的16家银行1998年至2008年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行长与董事长的两职合一程度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董事长与党委书记的两职合一会抑制高管薪酬;内部董事比例的提高并不能使提高高管薪酬;董事会中与高管有关联的外部董事比例越高,高管薪酬也越高;董事长的任期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而行长的任期则相反。基于以上结论的改进措施有助于完善银行业的治理结构,规范银行业高管的薪酬激励机制。
  • 详情 管理层激励和股权结构的关联研究
    理论上,管理层激励和股权结构存在关联,本文选择2004到2009年1279家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构建管理层激励和股权集中度的关联模型,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方法进行估计,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管理层持股和股权集中度负相关,而管理层货币薪酬和股权集中度正相关;管理层权力越大,股权结构越分散;国有股比例和外部聘请和股权集中度正相关,验证了管理层权力、薪酬激励等激励形式对股权结构的作用效果。
  • 详情 管理层激励和资本结构的关联研究
    管理层行为偏好会影响企业的融资结构,首先,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一关联机制,在实证方面,我们选择2004到2009年1279家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构建管理层激励和资本结构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主要研究结论是:企业资本结构具有自相关特征;上市公司偏好于股权融资,而不是债务融资;管理层权力、持股比例并不能解释资产负债率的变化;国有股比例,总经理的外部聘请不会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
  • 详情 管理层和总经理的隐性激励和企业绩效——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的证据
    管理层的激励对企业来说是重要的,在构建管理层和总经理隐性激励的相关指标体系基础上,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和总经理初始身份控制下的回归模型,研究相关指标和企业绩效的关联,结果表明:管理层平均年龄、任职年限、教育程度和企业绩效正相关,总经理年龄、学历、外部聘请、创始人和企业绩效正相关,总经理更换工作单位次数、总经理任职情况、任职年限和企业绩效负相关,支持“管理权力论”假说。重要的是,不同初始身份的总经理,所看重的激励是不同的。
  • 详情 管理层权力、私有收益与薪酬操纵——来自中国国有上市企业的实证证据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国有企业高管“天价薪酬”与“零薪酬”并存的乱象,引起社会 公众的广泛关注。本文针对国企高管薪酬改革的制度背景,选取2004-2007 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 分析了国企高管通过其权力影响获取私有收益、进行薪酬操纵的行为策略及其价值效应。研究发现: (1)国有企业高管的权力越大,其获取的私有收益越高,但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高管偏好隐性的 非货币性私有收益,而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高管更偏好显性的货币性私有收益;(2)从薪酬业绩 敏感性来看,管理层权力越大,薪酬与操纵性业绩之间的敏感性越大,表明随着权力增长,管理层会 倾向利用盈余操纵获取绩效薪酬;(3)通过对实际薪酬的分解,发现激励薪酬具有正面的价值效应, 而操纵性薪酬具有负面的价值效应。文章认为拓宽高管激励渠道,转变控制策略的内部治理机制以及 聘请高质量审计服务、提高机构持股比例的外部监管机制可以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薪酬操纵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