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制度环境为背景，研究了国有企业的收购与反收购动机。通过构建 企业收购与反收购模型，考察了管理者控制权私人收益对并购动机的影响，结果发现 如果政府干预补偿了管理者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则管理者越有动机进行反收购；如果 政府干预降低了控制权私人收益，则管理者没有反收购动机。模型还发现管理者持股 比率、公司规模、自然世界状态均对企业并购行为有显著影响。

本文在代理成本理论的基础上，着眼于我国高管薪酬管制及公司并购的特殊制度背景，以1999－200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公司高管发动的并购行为与谋取个人私有收益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已经成为高管谋取私有收益的机会主义行为，通过发动并购行动高管获得了更高的薪酬与在职消费，而高管发动并购事件谋求在职消费的私有收益动机最为明显。本文还发现，目前我国的制度环境下管理者持股水平虽然相对较低，但管理者持股能够缓解高管以谋取私有收益为目的发动低效率并购的行为。

本文在分析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少数股东、管理者与外部股东之间代理冲突的基础上，使用1998－2001年间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公司所有权安排对资本结构决策的影响。在控制行业和公司特征等因素后发现：(1) 第一大股东控制权对公司资本结构产生显著影响，但大股东类型不同，影响也不同；(2) 在股权比较分散、前几大股东相互制衡的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控制权对资本结构产生显著正向影响；(3)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公司负债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非线性关系。从而本文得出结论认为，除行业和公司特征因素外，所有权安排也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的一个显著因素。

本文从管理者持股、股权结构、专用性资产、战略选择、动态环境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以及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六个方面，总结了国内外学者们的研究，分析了研究存在的分歧和不足，试图为我国资本结构研究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