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工具作为央行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中央银行根据货币政策实施的需要，适时地运用利率工具，对利率水平和结构进行调整，以此影响社会资金供求状况，调节微观经济主体的具体经济行为，进而实现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 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多次利用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工具对国家宏观经济进行调节，特别是2010年以来为了应对由之前过度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严重通胀形势，央行5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至21.5%的历史高位。尽管如此，但是国内利率水平依然处在低位，实际利率持续为负。存准率过度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大幅减少，利率水平维持低位使货币需求上升，这样扭曲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我国宏观经济在各方面的失衡，并且遭到了来自各界的非议。究竟利率工具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如何呢，为何央行不愿意使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利率进行调控呢？虽然目前存准率工具的使用次数要远多于利率工具，但是随着今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和我国金融体制的开放改革，今后利率调控工具将会成为央行调节宏观经济运行节奏的主要手段。因此，研究利率政策调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明确利率调控的效果、认清宏观经济变化的原因，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也能够为央行制定科学的货币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本文是按照“回顾改革以来利率政策的调整历史→实际利率变动对主要宏观经济目标的实证检验→影响利率政策效果的原因分析→增强利率调控效果的政策建议”的基本思路，展开全文的分析讨论。在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利率政策历史回顾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利率变动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以及城镇登记失业率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不同阶段实际利率的变化对不同宏观经济目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得出全文结论，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从正相关逐渐发展为负相关，与通胀率则是显著的负相关，而实际利率与城镇登记失业率则呈现很弱的相关性。然后具体分析影响我国利率政策调控宏观经济效果的原因，主要包括利率管制政策、金融市场发展建设及经济主体行为三个方面。最后在前文讨论的基础上提出增强利率调控效果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放松利率管制、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货币市场发展建设、加强央行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 Interest rate policy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monetary policy，also the one main instruments of monetary policy implementation．According to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monetary policy needs in a timely manner，use of interest rate tools，include the level of interest rates and interest rate structure in order to affect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funds，micro-economic regulation of the main acts，and to achieve monetary policy objectives． After 2008 world economic crisis, the interest rate and deposit-reserve ratio has been changed more times to adjust China’s macroeconomic. Especially since 2010 to cope with the serious inflation caused by the prior overly lax monetary policy, the central bank raised the benchmark deposit and lending interest rates 5 times and 12 times to raise the deposit reserve ratio to 21.5% highs. In spite of this, but the domestic interest rate level is still low, the real interest rate is negative for longtime. Money supply is greatly reduced by the excessive increase of deposit reserve ratio, and monetary demand rises because the level of interest rates remains low. Such distortion of the monetary policy in our country makes our macro economy imbalance in all aspects, and has received criticism from all walks of life. How about the interest rate tool of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effect, why the central bank is not willing to use price monetary policy tools -- interest rate regulation? Although the deposit-reserve ratio has been changed more than the interest rate, but with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interest rate and financial system, interest rate regulation will be the main method of macroeconomic adjusting control. So studying on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real interest rate would help us to be more clearly knowing the results of the interest rate policy and understanding the reasons for changes in the economy. Furthermore，in our country, the interest rate is not fully market-oriented, the study is also helpful for authorities to make the correct monetary and interest rate policy. “Review the history of interest rate policy adjustment from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empirical test of real interest rate on the main macroeconomic goals→the reasons analysis which have influence on the effects of interest rate policy→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hich make interest rate regulation more effective" This is the main train of thought of this paper, around which expand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interest rate policy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up from 1980, used the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rough analyzed the effects of real interest rates which impacted on the three macroeconomic objectives, include the GDP growth rate、the inflation rate and the urban registered unemployment rate, we get the result that in different stages, the interest rate policy have different impacts on economic objectives. At the last, we get the whole conclusion and analyzed the reasons which caused interest rate policy to be ineffective on the macro economy. Finally, according to China’s financial market, this paper gave some reform suggestions which can make interest rate policy to be more effective on macro economic adjusting control.

美国推行超常规赤字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世界各 国尤其是持有大量美元债权的国家对美元国际储备资产安全性极其关注， 探索国际储备货币 稳定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着重研究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和美元国际储备资 产稳定性，并探讨规避“特里芬”难题的条件。理论研究表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当美 国经济增长率与美国黄金储备占 GDP之比增长率之和大于或者等于美元收益率时， 美元国际 储备具有内在稳定性， “特里芬”难题可以规避；相反的，当美国经济增长率与美国黄金储 备占 GDP 之比增长率之和小于美元收益率时，美元国际储备不具有稳定性， “特里芬”难题 必然激化。在现代国际货币体系下，当实际经济增长率大于或者等于通货膨胀率与美元收益 率之和时， 美元国际储备与实际 GDP之比的动态路径将收敛， 美元国际储备具有内在稳定性； 相反的，当实际经济增长率小于通货膨胀率与美元收益率之和时，美元国际储备稳定性将难 以保证。实证研究表明，美国黄金储备增长率一直低于美元收益率，同时，世界黄金储备增 长率尽管高于同期的美国黄金储备增长率，但仍然一直低于美元收益率水平，表明以美元主 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逃脱崩溃的厄运。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 都小于通货膨胀率与美元收益率之和， 表明在现代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国际储备稳定性偏离 可持续水平。未来美国婴儿潮引发的“银发海啸”及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将促使财政债务压 力更大，美元收益率由于国债规模膨胀而持续上升，如果没有出现新的技术革命，那么未来 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小于通货膨胀率与美元收益率之和的趋势将难以改变， 美元主导现代国 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难以维持。

在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理论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关注金融规模的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忽视了金融发展的本质主要是金融效率的提高。本文在Turnovsky（2005）的内生增长模型框架内，加入金融部门，分析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论显示，金融效率的提高虽然会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也会扩大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金融效率提高拉大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于金融资源配置不公平造成的。因此，政府在金融发展问题上应兼顾效率和公平，赋予金融部门一定的社会责任，消除不公平的信贷配给，建立普惠性金融体系。

我国“九五”期间真实经济增长率是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大部分中国经济学家认为官方的数据比较准确地反映了那一时期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有的经济学家甚至称之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但也有少数国内外经济学家认为，“九五”期间我国名义经济增长率被高估了。本文采用官方公布的实物产量数据，从工业产品产量增长率、实物投资增长率和高能耗产品单产能耗是否下降这几个方面分析了是否存在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本文结论如下：一、“九五”期间我国工业产品产量增长率远远低于工业产值增长率，特别是1998年；二、实物投资增长率远远低于名义投资增长率；三、“九五”时期我国能源利用率几乎没有提高；四、实际上，不存在现有经济理论尚无法解释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是，这种“奇迹”的出现并非政府有关部门有意为之。

本文基于BEKK模型和GARCH均值方程模型分析了房地产价格、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的波动相关性以及它们的各种波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房价的波动以及房价与货币供应量的联动对GDP 增长速度有显著影响，会导致GDP增长率的下降；但房价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波动没有显著影响，而且货币供应量与房价的联动变化非常剧烈，房价与经济增长的联动对经济增长的波动影响也不显著。这说明应该控制房价波动，但是目前中央银行没有必要动用货币政策去直接干预房地产价格。

人民币之所以面临升值的趋势，既有外部因素的压力，也有内部经济因素的作用：从国际外汇市场的角度看，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主要来自日本、美国和欧盟；从汇率决定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导致人民币汇率上升趋势的主要是外汇储备、物价水平与通货膨胀率、利率水平、经济增长率和市场预期等等内部经济因素的作用。

本文在提出正率风险和负率风险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金融风险的结构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对偶理论]和正率风险原理，证明了分散投资可以消除负率风险，收益率等于市场收益率，确立市场可划分为良性、泡沫、恶性三种状态，并得到各种状态下收益率形成的原因是，投资者资金比例的变化，三种状态的组合为一个波动，从而建立起艾略特波动理论的金融学基础，为正确应用提供方向。用泡沫市场的性质，对“股票市场溢价”之谜做出解释为，国民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的资金比例之乘积。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利用财政稳定性动态模型对中国财政稳定性系统进行政策仿真研究、对利息率内生化后的动态财政稳定性模型进行稳定性分析，即金融变量“利率”对财政稳定性的影响。通过分析得出了结论：(1) 已知2000年我国国债余额与GDP的比值约12%，同时赤字率在4%以下，如果经济增长率维持在7%以上，则到2030年我国的国债余额与GDP的比值将低于60%；(2)通过分析得出：通货紧缩将会增加我国的国债余额与GDP的比值;(3)我们也发现：过高的利率可能导致财政危机。

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大大加快了，这使中国获得一个更为开放的市场，同时也使中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在这个资本流动迅速、信息网络便捷、国际竞争激烈的时代，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国际间流动的资本成为了当今世界经济中最为活跃的力量。但是在这股力量中也隐藏着令人担忧的安全性问题，其中资本外逃就是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无法忽视的一个影响金融安全的重要问题。在我国，越演越烈的资本外逃不仅部分抵消了我国引入外资的作用，同时也成为了我国经济的一大隐患。要消除这一隐患，只有正确认识资本外逃的现状、成因和控制方法，才能保证在金融一体化的浪潮中有效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在阅读了大量关于资本外逃的国内外文献后，笔者发现国外学者对资本外逃的成因和其作用过程提出大量新观点，而国内学者在对我国资本外逃的研究中，还未充分运用一些新的观点来解释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而且目前还没有把理论发展、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各方面结合起来专门研究我国资本外逃动因的文章。因此，本文把研究的范围限定在了我国资本外逃动因分析上，充分借鉴外国学者对资本外逃成因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成果，集中对我国资本外逃的动因进行了分析。 本文首先介绍了资本外逃的相关理论的发展历程，并重点研究了几个关于资本外逃动因的经济理论，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资本外逃的现状，对我国资本外逃的成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并根据我国存在的资本外逃的主要动因，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本文的结构基本如下： 第一章按照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对关于资本外逃动因的理论进行了一个简要的回顾，从上个世纪初金德伯格在《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一书中提出的资本外逃的“避险说”，到68年格鲁贝尔用国际资产组合理论对外逃的解释，再到80年代经济学界涌现的大量关于资本外逃的理论如：汗和哈克提出的不对称风险理论，伊格提出的秘密货币学说，卡丁顿的资本外逃“投机说”，杜利提出的“规避管制说”，EATON关于私人债务国有化前提下资本外逃机理的模型等等.文章还简介了我国学者在资本外逃方面的部分研究成果，以时间为序勾列出了资本外逃动因理论的基本发展历程。 第二章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研究了几种受学界关注的资本外逃动因的作用机理，从理论的层面上对资本外逃动因进行了分析。一是根据伊格•沃尔特的“秘密货币”理论中提出的收益、风险和保密性之间的关系对进行国际资产投资组合的影响，分析了上述三个因素对国际间资产组合的作用机制，清晰地揭示了三种因素引起资本国际间流动（包括在可自由流动和存在管制两种条件下）的机理，说明了资本外逃实际上是资产持有者在这三个因素的作用下，为实现自身福利最大化而进行国际间资产组合的一个经济后果。 二是阐述了国际资产组合理论中分散化问题对资本外逃的作用机理。由于随着资产分散化程度的提高、资产相关程度的降低，资产组合的风险能得以有效的降低，因此，居民为了在保持一定收益水平的条件下降低资产的风险，就会尽量在国际间进行资产组合，从而引起资本的国际间流动，当这种资本流动受限时，就会导致分散化动机引起的资本外逃。第三节用税收不对称模型揭示了当国内外资本面临不同的待遇时，引发资本外逃的作用过程：内外资的不对称税收政策→内外资税后收益率的不同→居民资本外逃。 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第三章对我国资本外逃的现状进行研究：首先在众多关于资本外逃定义的基础上，对我国资本外逃的范围进行了限定，认为在存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我国的资本外逃应为未经批准的、违法违规的资本外流，是超出政府实际控制范围的资本流出；接着文章对计算资本外逃规模的三种方法进行比较，选用了经过调整的余额法来对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进行估算（表3-1），并考察了我国资本外逃规模的基本发展趋势；最后文章对我国资本外逃的渠道进行了考察，总结出六类外逃的方式。 第四章在前三章的基础上，结合关于资本外逃动因的理论和我国的现状，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我国资本外逃动因进行深入分析。第一节运用了第二章介绍的相关理论，从收益、风险、保密性、分散化需求和不对称税收政策等方面考察了中国资本外逃的原因和作用过程，总结出影响我国资本外逃的主要因素，包括：国内外实际利差、内外资政策的不对称性、汇率风险、财政赤字及通货膨胀风险、政治风险、资产分散化动机、保密性、以及外汇管制造成的“老鼠夹子效应”。在第一节规范分析的基础上，第二节首先提出了基本的回归模型（*）式，并引入了相关的可量化变量，然后运用Eviews软件，用1982-1999年18年的数据，就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经济增长率、不对称税收政策等因素对资本外逃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证明对我国资本外逃有显著影响的可量化因素包括：滞后一期的财政赤字FIS（-1）、滞后一期的通货膨胀率INF（-1）、我国实际有效汇率EX、中美实际利差I、我国名义利率R、中国内外资税收政策的不对称性DUM。同时，通过实证还发现经济增长率GROW这一因素对资本外逃也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 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对我国资本外逃动因进行分析后，我们不禁要问：资本外逃的发生究竟会对一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该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控制资本外逃、消除其不良影响？第五章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该章首先从资本外逃对一国经济的一般影响机制入手，分析了资本外逃对降低国家信用、影响一国国际收支平衡、通过收入再分配效应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对一国金融市场的不良影响，然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资本外逃会在削弱我国经济发展后劲、抵消扩张财政政策的效果、动摇居民对人民币的信心、助长腐败等方面给我国经济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充分说明了控制资本外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二节在前面各章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我国资本外逃的动因及其影响机理，对症下药，提出了1、继续推进金融深化，完善金融体制；2、采取有效的措施抑制通货膨胀；3、制定合理的外资政策，避免政策不对称性引起资本外逃；4、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加大打击腐败、经济犯罪等的力度；5、尽快明确私人合法财产受《宪法》保护的地位；6、坚持稳定的汇率政策和确实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7、加强外汇管理；8、通过国际协调来抑制或管理外逃资本等八条建议，以对我国资本外逃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监督、消除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的不良影响。 本文在分析资本外逃动因这一问题上，注意了国外理论发展与我国实际相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既充分运用了理论的有用部分，又不照搬理论，对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本文运用定义、列举、比较、实证等多种分析方法，系统阐述了我国资本外逃的各种成因，并提出了从根源上控制资本外逃的一些政策建议。但是由于笔者本身的局限性和这个问题的深广性，文章仍存在许多不足，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

金融发展理论家在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正相关关系，这种观点占主导地位，但在持此观点的人中也存在着分歧，分歧体现在正相关关系的程度上，如Levine和Zervos（1996， 1998）、Atje和Jovanovic（1993）等人认为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Harris（1997）则指出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得关系较弱，在统计上不很显著，这种现象在欠发达国家尤其明显；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股票市场有利于分散风险或分担风险和提供流动性使人们的储蓄动机下降，不利于提高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如Levine（1997）的综述。 本文利用1995第一季度到2002年第四季度的季度数据，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我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了与已有研究成果不同的结论。反映股票市场规模的Capitalization指标与经济增长有正的相关关系，而反映股票市场流动性的Value、Turnover指标与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这主要是由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决定的。另外，相对于股票市场而言，金融中介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性更大一些，这说明在现阶段，我国的金融体系目前仍然以金融中介为主导，银行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股票市场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