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上市公司“高送转”现象十分普遍，并成为投资者炒作重要题材。不同于传统的股利分配视角，本文基于投资者货币幻觉与管理层迎合理论，从高送转引起的“填权”效应入手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借鉴Baker et al.(2009)方法，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对低股价股票偏好程度越高、货币幻觉越严重，上市公司管理层越倾向于通过高送转来降低股价、迎合投资者需求，并且投资者低股价偏好程度越高，上市公司高送转的比例越高、送转后的价格越低。进一步结合投资者交易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高送转预案宣告后个人投资者净买入显著增加，且净买入的增程度加随着送转比例的提高而提高，而相应的机构投资者在送转宣告后净买入显著减少。此外，长期来看高送转后上市公司投资回报下降，说明基于高送转事件的买入是非理性行为。总体来说，上市公司高送转是管理层为了迎合个人投资者因货币幻觉产生的低股价偏好而采取的公司行为。

2006年和2008年，证监会分别出台两项与再融资资格挂钩的半强制分红政策。本文以此作为制度背景，将再融资资格看作是公司的期权，并从财务灵活性的角度探讨了期权价值的大小，进而构建我国上市公司股利迎合策略的分析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财务灵活性是理解公司在半强制分红背景下股利行为的关键因素。2008年政策中限定股利分配形式仅为现金股利的规定提高了高成长性公司的融资门槛，可能导致监管悖论。实际上，在公司根据财务灵活性进行自利选择的过程中，市场资源得以优化配置，因此监管当局应该减少行政干预，加速再融资的市场化进程。

本文以动态权衡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动态调整的非对称特征。结果表明：（1）上市公司倾向于维持目标现金持有水平，并在偏离后不断调整，支持动态权衡理论。（2）调整成本的差导致调整过程具有明显的非对称特征，过度持有的调整速度明显快于持有不足的调整速度。（3）就调整方式而言，调整过程主要通过内部融资来实现，而债务融资和股利分配政策则作用甚微；就调整动机而言，预防性动机和投机动机具有很好的解释力。上述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面临企业发展和监管政策的双重约束，我国上市公司首发现金股利的决策依据是什么？行业因素是 否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选取2001-2008 年沪深两地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构建理论模型以及实证设计，系 统性地从行业的股利分配、行业的竞争程度、行业的成长性以及行业的自信水平四个维度研究了行业因素 对上市公司首发现金股利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行业整体的股利分配对上市公司首发股利产生显著 的正面影响，表明上司公司股利的首次发放具有行业“追随效应”；（2）行业的成长性和行业的自信水平对 上市公司的首发现金股利产生负向影响，但行业竞争程度并没有对上市公司首发股利产生显著影响；（3） 半强制分红政策强化了行业因素对上市公司首发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为背景，研究驰宏锌锗的股利分配行为与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驰宏锌锗股权分置改革与定向增发捆绑相结合的做法有欠妥当，进而导致股利分配有大股东套现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之嫌。这主要表现在过度分配股利，两类股票之间仍然存在“看不见的差距”，市场对股利分配事件的消极反应，以及股利分配过程中的涉嫌违法行为。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建议监管当局和上市公司应该充分与中小投资者沟通信息，降低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促进公司的稳定和谐发展。

本报告通过对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1996-2000年有关数据的统计分析后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行为存在以下问题：（1）上市公司不分配现象突出，不分配的原因主要不是由于上市公司缺乏盈利基础，而是由于上市公司存在过度的资本扩张冲动；（2）派现方式所占比例逐年上升，表面上看，似乎正在向成熟市场状态下上市公司大多采取现金分红方式这一通行做法靠拢，但分析表明，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上市公司迫于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压力，为达到再融资目的而进行的策略调整;（3）连续分配能力差，暴露出不少上市公司缺乏连续、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 本报告认为，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行为不合理是促使我国证券市场投机过度的重要原因，极大地削弱了市场投资价值基础，是市场规范与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因此，必须把股利分配行为的监管作为上市公司监管的一项重要内容，将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尽快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重塑市场投资价值基础。为此，报告建议： 1、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着力推进国有股减持改革，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使中小投资者能够参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制定，并使这种政策真正反映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与此同时，考虑采取一些短期性措施，对于那些有累积盈利而又不分配的公司，强制其必须披露不分配的具体理由，当公司每股未分配利润达到一定金额后，规定其必须向其股东分配股利，使投资者的合理回报所有保障。 2、对于不进行现金分红的行为，建议借鉴一些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派现的做法，限制公司通过过分保留盈余进行内部筹资的行为，保障投资者利益，引导公司逐步向成熟市场状态下上市公司大多采取现金分红方式这一通行做法靠拢。 3、开展上市公司教育，大力宣传保持股利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重要意义，帮助上市公司提高认识，在税收等政策上鼓励和引导上市公司制定具有连续性的、稳定性的股利政策。

本文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的非理性分红现象，发现现有的股利分配理论不能解释公司的非理性分红行为，监管层的政策引导也不能完全解释这种分红现象。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股权分割的特殊背景下，大股东个体利益最大化是影响公司非理性分红的重要因素。在控制了控股股东的股权比例后，我们发现民营控股的比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非理性分红倾向更强。股东间的权力制衡和内部监控机制对抑制非理性分红的作用不明显，而负债对非理性分红行为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本文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的非理性分红现象，发现现有的股利分配理论不能解释公司的非理性分红行为，监管层的政策引导也不能完全解释这种分红现象。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股权分割的特殊背景下，大股东个体利益最大化是影响公司非理性分红的重要因素。在控制了控股股东的股权比例后，我们发现民营控股的比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非理性分红倾向更强。股东间的权力制衡和内部监控机制对抑制非理性分红的作用不明显，而负债对非理性分红行为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和市场环境使得股利和公司控制权结构的关系与国外明显不同。公司的股利分配不只和控股股东有关，更重要是和整个控制权结构有关。不同控制权结构公司的股利支付水平是不同的，同时其股利支付的稳定性也有差异。实证研究还发现不同控制权结构公司的股利变化和未来盈余信息的关系也存在显著的差异。

我国证券市场一度广泛实行的股票股利曾因其能带来积极的股价超额收益而被普遍视为是一种典型的信号传递过程。然而本文通过对A股一般行业上市公司首次股票股利分配后的公司业绩进行长期跟踪考察，发现首次分配股票股利的公司无论盈利性或增长能力都明显持续下降，并不能充分支持信号传递假说。统计检验和模型分析均表明，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公司盲目追求股权融资和市场过热的投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股票股利政策传递积极信号的功能，也是这种分配方式不断降温的内生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