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国家,强制股利支付是改善公司治理和弥补法律保护不足的重要手段,我国自2001年起陆续出台了类似的半强制股利系列政策。然而现有部分研究却发现,半强制股利政策可能会产生监管"悖论"。那么,事实是否如此?以往这些研究主要从监管成本角度来分析,可能忽视了监管带来的收益,我们认为虽然半强制股利政策提高了融资门槛,但也可能实现股东之间的利益共享,并有利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股利预期,从而实现治理的"溢价"。本文利用2008年监管政策提供的良好自然实验机会,主要从半强制股利政策的治理效应角度来评估政策产生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从总体平均意义上看,半强制股利政策有助于降低受影响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代理成本高的公司,半强制股利政策的治理作用更为明显,存在一定的治理"溢价"。当然,半强制股利政策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差和外部融资约束较大的公司,半强制股利政策的治理效应被削弱。

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语言影响个体决策的认知效应。本文研究语法结构中的将来时态标记(FTR)是否影响股东对未来收益时间的感知,进而影响公司的股利政策。研究发现:首先,在不强制要求区分现在和将来时态(弱FTR)的语言环境中,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率较低。其次,控制长期价值导向这一文化维度并未改变本文结论,而较高的股东受教育水平和机构持股比例通过提升股东整体理性程度、缓解时间信息的认知差异,削弱了FTR与股利支付的关系,说明FTR可以通过认知机制影响决策。再者,通过研究在美国发行ADRs的其他国家(地区)样本表明,使用强FTR语言的股东比例上升会使企业提高股利支付率。最后,当企业的研发支出和无形资产越多、代理问题越严重,使得企业收益不确定性更高时,使用弱FTR语言的股东会增加对股利的诉求。本文结论在控制其他语言特征与交互固定效应、选取公元前1500年的粮食产量作为工具变量和以1997年香港回归事件构建DID模型等内生性检验下仍然成立。本文实证检验了语言的认知效应,为单一制度背景下语言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基于2001年至2009年A股市场786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公司特质波动的演变，及产品市场竞争、股权分置改革和股利政策的影响。结果发现公司特质波动的绝对水平呈上升态势，但在总波动中的占比下降，意味着市场信息效率的降低。而在引起这种变化的因素中，上市公司产品市场竞争能显著增加公司特质波动的绝对水平，这意味着日益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股票市场的效率。另外，股票收益率的公司特质波动与股权分置改革的力度、进度显著负相关。而上市公司支付现金股利也有利于降低公司特质波动，但是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股利支付力度普遍很小。

本文利用我国2006～2011年间1911家公司的8132年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了高管权力扰动下的股权激励对公司股利支付政策的影响。结果表明，股权激励、高管权力及二者的共振效应均对股利支付可能性有积极的影响；高管权力与股利支付率呈上凸的二次线性关系，但股权激励及其与高管权力的共振效应对股利支付率没有显著性关系。上述结论虽在非国有控股子样本中具有很强的稳健性，但对国有控股子样本却不够稳健；同时，股权激励对象包括高管的情况下，股利支付的可能性及支付率均显著降低。总之，我们的发现贡献在于为股权激励所带来的股利联动效应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线索。

本文通过搜集2008-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年报中的十大股东和十大流通股东数据，研究了QFII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QFII偏好进行现金分红的公司，而分红的公司也能够吸引QFII持股；（2）QFII持股能够促进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率的提高，但是具有更高现金股利支付率的上市公司并不能吸引更多的QFII持股。上述结果表明QFII在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引入QFII制度有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根据中国特殊的二元股权结构，在公司特征变量（公司规模、投资机会、盈利能力）的基础 之上，加入描述资本结构和股本结构两个变量，同时在控制变量中加入描述特质风险的变量，通过 Logistic 回归发现，六个变量均对中国现金股利政策有显著影响，且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好的上市 公司越倾向于支付现金股利，而投资机会越多、资产负债率越高、流通股比率越大、特质风险越大 的上市公司越不倾向于支付现金股利。将考虑特质风险的股利支付倾向变动和投资者偏好进行线性 回归，结果表明，当特质风险被控制后，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迎合投资者偏好。

从融资约束的角度来研究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是当前公司财务学的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根据Almeida et al(2004)提出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从资产规模、股利支付和控制权性质三个融资约束分组标准角度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结论表明，融资受约束和不受约束的公司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都显著为正，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特别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都非常的正显著，都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不够完善，大多数公司仍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另一方面可能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滥用“自由现金流”的现象。因此本文的结论不能有效的支持融资约束影响了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这一假说，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并不能有效区分融资约束与非融资约束公司，其作为检验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假说并不合适。

公司管理层和金融专家致力于寻求股利政策的最佳模式，但至今未有一个合理的、可以为各公司普遍接受的结论。本文在分析西方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推出了适度股利支付政策因具有的基本内涵及其特征，同时在结合不同企业发展周期的基础上，得出了适度股利政策的新定义。

中国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价格通常远低于流通股价格，导致控股股东从相同现金股利支付中得到的收益率远高于小股东。因此，我们假设控股股东有很强的动机将现金股利作为一种转移资源，侵害小股东利益的工具。本文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个假设。本文的研究结果意味着，监管当局要求上市公司尽可能多地分配现金股利是一项不当的监管措施。这种监管不仅不能达到保护小股东的目的，反而使控股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合法化。

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和市场环境使得股利和公司控制权结构的关系与国外明显不同。公司的股利分配不只和控股股东有关，更重要是和整个控制权结构有关。不同控制权结构公司的股利支付水平是不同的，同时其股利支付的稳定性也有差异。实证研究还发现不同控制权结构公司的股利变化和未来盈余信息的关系也存在显著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