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重大制度创新，陆港通交易制度在微观层面的政策效应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内地资本市场引入境外投资者过程中，既可能因优化公司治理机制而抑制非金融企业的“脱实向虚”趋势，亦可能因加剧管理层对短期利益的跟风追逐而加剧了企业金融化。本文以陆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构建错层外生情景的双重差分模型，探讨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资本市场开放能够通过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效应和加强外部威慑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2）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股权制衡度较低、未交叉上市的公司，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深化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抑制效应的认知，为资本市场交易制度对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影响提供了一定的增量证据。

本文基于包商银行等事件的现实背景，梳理了近年来出险的几家银行存在的共同特征，挖掘同业业务风险与公司治理薄弱的问题。从银行系统脆弱性特征入手，使用中国银行业数据库(CBD)中2009 年-2019 年的相关数据，通过模拟银行在遭受外来冲击和其他银行通过同业网络进行风险传染的可能违约次数，构造银行脆弱性指标。进一步探究银行内部经营与治理因素对银行脆弱性的影响，主要实证结果表明同业占比过高会加剧银行的系统脆弱性特征，适当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有利于减缓脆弱性；2014 年同业监管政策实施后同业业务对银行脆弱性的提升作用显著减弱。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重大制度创新，陆港通交易制度在微观层面的政策效应 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内地资本市场引入境外投资者过程中，既可能因优化公司治 理机制而抑制非金融企业的“脱实向虚”趋势，亦可能因加剧管理层对短期利益的跟风追逐 而加剧了企业金融化。本文以陆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构建错层外生情景的双 重差分模型，探讨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资本市场开放能够 通过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效应和加强外部威慑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2)进一步分析发现， 对于股权制衡度较低、未交叉上市的公司，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本文的研究结论深化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抑制效应的认知，为资本市场交易制度对 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影响提供了一定的增量证据。

公司治理中的一些因素会对公司管理层进行应计盈余管理起到限制作用，其是否也会影响公司管理层进行真实交易盈余管理尚未有充足的证据。因此，本文就股权制衡这一治理结构安排与公司管理层进行的真实交易盈余管理程度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股权制衡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降低管理层在产品成本方面的真实交易盈余管理和整体调节利润的操纵程度。本文对股权制衡会抑制真实交易盈余管理研究结论提供了新的解释，为进一步认识股权制衡的公司治理功效提供了支持性证据。

本文考察了公司治理对高管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影响。在控制了企业规模、负债水平和盈余操控水平后，通过对A股上市公司2003-2009年数据的回归分析后发现：股东治理结构对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影响显著，而董事会治理结构对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影响较弱。具体而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独立董事比例对本期业绩与本期薪酬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这种负面影响会持续到下期业绩中。而最终控制人的国有属性则对本期业绩与本期薪酬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了正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未持续到下期业绩中。

本文以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民营化并形成民营股东控股、但股权制衡结构不同 的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性质的制衡股东是否具有不同的制衡效果，以及民营控股股东政治关系 对制衡效果的影响。本文发现，与一股独大公司相比，国有股东制衡公司更可能被控股股东掏空， 民营股东制衡公司更不可能被控股股东掏空。说明不同性质的制衡股东具有不同的制衡效果。本 文还发现，有政治关系的民营控股股东更可能掏空。

本文使用2003-2009年数据对全流通前后股权分置改革公司股权结构变量与企业业绩关系进行考察，得到以下发现：全流通后国有最终控制人的掏空动机显著高于非国有最终控制人，国有最终控制公司的业绩改进程度显著弱于非国有最终控制公司；全流通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业绩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全流通后非国有最终控制公司大股东股权制衡的治理效果改善明显；尽管全流通后流通股股权制衡度提升明显，但流通股股权制衡的治理效果却未得到体现，甚至有恶化趋势。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采用2005 和2006 年数据，研究了大股东控制 下的R&D 投入与企业市场价值关联性，本文重点分析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产权属性和股权 制衡度对R&D 投入与市场价值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1）R&D 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 价值正相关，但并不显著；（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R&D 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关系 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3）产权属性对R&D 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关系具有负向调节 作用，但不显著；（4）股权制衡度对R&D 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 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非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的R&D 投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 市场价值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市场价值显著负相关；对于国有制造业上 市公司来说，R&D 投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市场价值显著负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 比例与企业市场价值显著正相关。最后，本文提出了若干建议。

本文以2003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数据为样本，研究关联交易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以及股权制衡对关联交易的制约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关联交易显著地影响到盈余的质量，关联交易比例与盈余持续性负相关；股权制衡对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有显著的遏制作用，股权制衡也有利于遏制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进行再融资和避亏盈余管理行为。

银行体系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使得防范金融 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的背景，利用2004 至2008 年公开披露的年报数据，以关联贷款为切入点，对金融法治环境、股权制衡与银行关联贷款 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银行中制衡的股权结构会减少关联贷款比 例，而在金融法治环境好的地区这种效果会减弱；与金融法治环境差的地区相比，金融法治 环境好的地区的关联贷款会显著地降低银行经营风险，其中贷给与第一大股东不同所有权性 质股东的那部分关联贷款效果更明显。这说明关联贷款本身是中性的，银行所在制度环境和 自身治理结构将共同决定关联贷款对银行风险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