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包商银行等事件的现实背景，梳理了近年来出险的几家银行存在的共同特征，挖掘同业业务风险与公司治理薄弱的问题。从银行系统脆弱性特征入手，使用中国银行业数据库(CBD)中2009 年-2019 年的相关数据，通过模拟银行在遭受外来冲击和其他银行通过同业网络进行风险传染的可能违约次数，构造银行脆弱性指标。进一步探究银行内部经营与治理因素对银行脆弱性的影响，主要实证结果表明同业占比过高会加剧银行的系统脆弱性特征，适当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有利于减缓脆弱性；2014 年同业监管政策实施后同业业务对银行脆弱性的提升作用显著减弱。

我们研究了中国市场投资组合和根据公司行业、规模、面值市值比和股权集中度等划分的各种成分投资组合的股票收益的可预测性。选取各种经济变量作为预测变量，中国市场投资组合和各种成分投资组合都存在显著的样本内和样本外可预测性。不同成分投资组合的可预测性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金融与保险业、房地产业和制造业等行业投资组合的可预测性特别强，小市值、低面值市值比和低股权集中度的投资组合也非常容易预测。对于成分投资组合间的可预测性差异，我们给出了两个经济解释：（1）基于样本外可预测性分解，我们发现条件 CAPM 模型捕捉的时变系统性风险溢价可预测性可以解释成分投资组合的大部分样本外可预测性，高系统性风险暴露的投资组合有较高的样本外可预测性；（2）基于 Hong, Torous, and Valkanov（2007）的信息流动摩擦理论，我们发现行业集中度可以显著解释行业投资组合间的可预测性差异。

理论上，管理层激励和股权结构存在关联，本文选择2004到2009年1279家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构建管理层激励和股权集中度的关联模型，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方法进行估计，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管理层持股和股权集中度负相关，而管理层货币薪酬和股权集中度正相关；管理层权力越大，股权结构越分散；国有股比例和外部聘请和股权集中度正相关，验证了管理层权力、薪酬激励等激励形式对股权结构的作用效果。

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信息不对称和管理层自利的角度研究分析了负债融资、股权融资和内源融资等融资来源对管理层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负债融资难以抑制过度投资行为，超额盈余、管理层自利行为对非效率投资有激发作用，股权集中度对非效率投资有抑制作用，股权性质与非效率投资没有显著线性相关关系。信息不对称没有通过负债融资途径抑制过度投资，反而放松了大股东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信息不对称削弱了超额盈余对投资效率的激发作用。

摘要：利用我国A股市场2006年发生并购活动的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探讨了并购长期绩效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联性。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董事会规模与并购长期绩效呈倒U型关系；高管持股并没有缓解代理问题，对并购长期绩效呈负面的影响；股权集中度与并购长期绩效显著负相关。而独立董事比例对并购后第一年和第三年并购长期绩效没有显著影响，但在第二年（2008）与并购绩效显著正相关。总的来说，本文提供的经验证据支持了公司治理水平高的公司并购绩效要更好。

本文构建了全流通背景下的大股东行为模型，对大股东行为转变的关键因素进行了分析。运用大股东与其控股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改后大股东行为转变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发生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交易前具有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和较低的市盈率，交易后业绩显著提升。与股改前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相比，股改后的关联交易并非为获取再融资资格，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明显下降。股改后关联交易规模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与交易前上市公司的业绩和市盈率负相关，表明股价收益成为影响大股东行为的重要变量。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公司绩效与关联交易规模、交易前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因此，实证结果验证了我们的模型：全流通下大股东行为模式发生了明显转变，即从股改前的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转变为股改后支持上市公司发展。

本文试图从微观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展开研究，探讨公司治理结构与股改对价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的股权结构与股改对价有着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当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为国有控股时，流通股东获得的对价较高；当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为非国有控股时，流通股东获得的对价较低。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终极控制股东控股的企业，其对价存在着显著性差异。本文的研究还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偏离度越大，股改对价越高；不同的承诺变量对对价的影响作用不同；终极控制股东不同时，各承诺变量的影响作用也有差异。至于企业是否发行B股和H股、董事会规模和外部独立董事对对价的影响作用，本文则未发现明显的相关关系。

本文研究在不同控制权和经营环境下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将样本公司依据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和是否发布盈利预测划分子样本，结果表明，高IRM公司比低IRM公司具有更高的积累异常收益，发布盈利预测的公司比未发布盈利预测的公司具有更高的积累异常收益，而高IRM公司中提前发布盈利预测的公司市值损失最小。在考察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与股权结构的互相作用时发现，股权集中度对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具有负效应，而股权制衡度对于公司的决策和管理所能发挥的作用并不显著，无法有效起到制衡的作用。

控制权配置与激励安排是组织治理中的两个重要工具，本文首先从组织中委托人私人收益角度分析委托人控制权与代理人激励之间可能的冲突，进而通过上市公司数据对这一冲突关系进行经验检验O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显著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与股权性质、公司成长速度相关。民营控股公司中的冲突程度显著弱于其他类型公司，国资委控股公司中的冲突显著强于其他类型公司;而公司成长速度越快，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激励之间的冲突越强。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上市固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效果不显著、甚至出现负效应的经验现象，并由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将股权结构内生化，在充分考虑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基于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模型来考察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沪深两市1997—2005年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总体上呈一种显著的正向关系：公司的股权结构越集中，其绩效越好；但在不同行业和不同性质的企业之间，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存在明显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