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深入探讨了股票人气对公司市值的影响机制及其双面效应。研究表明， 高涨的市场关注度能够通过改善融资条件、提升并购议价能力和拓展业务机会等 渠道，显著提升公司市值并反哺实体业绩。典型案例分析显示，融发核电因涉足 “可控核聚变”领域引发游资追捧，中毅达则凭借化工涨价题材获得资金青睐，二 者均在短期内实现市值快速攀升。然而，人气炒作也伴生着显著风险：当市场关 注缺乏基本面支撑时，极易诱发信息披露违规、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 行为，招致监管处罚甚至退市风险。规范市值管理行为、强化信息披露质量、平 衡投资者关系与合规底线，是上市公司实现人气价值可持续转化的关键路径。

收益率非对称性定价是金融研究中长期存在争议的重要问题。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基于概率分布、反映收益率整体非对称性的新测度（Return Asymmetry, RA），首次为该争议提供了跨市场的系统性证据。研究发现：首先，RA测度在中、美等主要市场均能负向预测股票横截面收益率，其解释力较传统测度显著提升；其次，RA的定价优势源于其对收益率复杂分布信息的更全面捕捉，特别是能有效识别系统与特质非对称之间的交互效应；最后，通过博彩偏好、投资者情绪、关注度和套利限制等多维度渠道分析，证实行为因素是驱动收益率非对称性定价的核心机制。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弥合学术分歧，更建立了具有全球适用性的非对称定价分析范式。

摘要：本文首先简略分析了股票市场定价的发展，认为当今金融市场的股票定价方式没有完全反应市场交易博弈的核心信息。在金融和商品全球化的时代下，应以复杂经济的动力学视角来看世界，以均衡博弈为新框架理论来观察和度量金融市场的交易，促成新的股票交易理论和技术体系。以股票买卖交易为例，当我们将时间因素抽出去，将交易额与成交价格构造形成一个序列集，在本文提出的中式棋盘格坐标系中，利用复杂系统的粗粒化提升法，将成交额的序列数逐个累加，回归成买卖交易的两条单调调递增曲线，然后求解到买卖曲线交点，这个交点所对应的价格就是均衡博弈价格，均衡博弈定价是一个二维的指标，它不仅有大小而且有方向（涨跌），这个博弈交点能够通过非线性动力学方程推导证明出它是均衡条件下博弈的一个非稳定点。由此，股票市场的定价方式从当前以统计平均的中间值法，蜕变发展为以复杂系统的动力的方法。 均衡博弈定价方式能够衍生出很多股票交易的指标，如：日线、周线、月线等，但是最基础最有代表性的有两个，一个是“引”用ϕ表示，代表当天交易的涨跌和优势占比，这是一个表示股票买卖双方博弈形成的一个平衡的稳定点。另一个是“势”用λ表示，代表一只股票涨跌的趋势，它是一个股票买卖动力学指标，表明股市是一个耗散系统，当股票买卖趋向一致时，这个指标会收敛至一个常数0.666~0.625的区间。本文中也给出了博弈定价的应用实例，讨论了棋盘格坐标，复杂系统在金融其它方面的引用也做了探讨。

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证券市场走向成熟、完善与市场化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本文基于创业板与主板上市企业数据，构建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与RDD-DID模型，研究注册制改革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并从多个角度剖析其作用机制。两种模型的估计结果均表明，注册制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的金融化程度。此外，研究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得到验证。机制分析表明，注册制改革通过降低上市门槛、缓解融资约束以及增强市场竞争，推动企业金融化水平提升；与此同时，其信息披露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改革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成长性较低企业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较弱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丰富了关于注册制改革的政策影响文献，为理解研究注册制改革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提供了新视角，并对抑制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深化注册制改革并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具有重要启示。

如何合理评价基金业绩是满足培育一流投资机构这一国家重大需求的重要议题。现有的基于传统资产定价方法所构造的因子无法满足大数据时代高维特征决定基金业绩的市场环境。本文创新性地运用前沿的工具主成分分析法，从28个与基金业绩有关的特征中提取出隐性定价因子。本文发现，五因子隐性模型对基金和基金组合业绩的整体解释力度在样本内分别达到了81.85%和99.82%，这一整体解释力度在样本外分别为79.53%和99.74%。本模型对基金和基金组合的解释力从整体、时序、截面和相对误差每个角度都优于传统的显性因子模型。在识别隐性因子过程中，基金持仓股票的市值、换手率、营业利润、过往表现和基金过往业绩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隐性因子部分的定价能力同通货膨胀率、国债利率、宏观杠杆率、股债市场流动性和工业生产不确定性等常见的宏观周期波动有关。最后，基于以上发现，本文认为应当利用大数据多元化基金业绩度量体系，以优化散户投资者基金资产配置效率。

央国企在我国经济社会中除了创造经济价值和国家税收外，还承载着广泛的社会责任与企业担当。受行业属性、经营状况和政策因素等多方面影响，部分央国企长期存在市场估值偏低、投资者情绪低迷的问题。中国特色估值体系的提出与实践，有利于修复当前国企和非国企估值水平割裂的现状，对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股吧文本、股票市场交易和公司股权数据，采用模糊断点回归设计，评估中国特色估值体系提出之后上市公司经营性质对于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特估”在官方层面正式提出后，上市公司国有控股经营性质对个股投资者情绪有显著的提升作用；（2）该效应在日常消费品、工业和通讯服务三大行业和高市值公司较为明显，且在时间维度上具有短期滞后性和长期衰减性；（3）本文进一步发现，这一处理效应可能通过股息偏好机制发挥作用。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对“中特估”效应定量分析的空白，有助于理解新形势下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优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对引导市场投资者情绪也有一定的政策和企业决策参考价值。

本文基于LASSO-VAR模型，使用A股全行业各股票近11年1分钟级高频数据，结合网络分析方法，从全样本和滚动窗口的视角分析房地产及其上下游行业的风险冲击及传染，测度“房住不炒”和“三道红线”两种不同力度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全样本期间，房地产的系统重要性较高，且扮演着“风险传出者”的角色。（2）“三道红线”的调控效果远高于“房住不炒”。（3）“三道红线”政策过于严格，对行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4）房地产在受到紧缩性政策冲击后，风险会立刻向下游行业传递，而上游行业约4个月后才受到冲击。最后，结合房地产行业的特殊性，对房地产调控政策力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我国共同基金市场的规模在近十年急速扩张，而对于基金经理和基金管理公司谁是决定基金业绩的重要因素的问题仍存争议。本文基于1998-2021年的共同基金、基金经理和基金管理公司数据，采用Abowd, Kramarz, and Margolis （AKM）提出的方法和Mover Dummy Variable（MDV）方法，利用移动者提供的流动性，分离识别了基金经理（人才）和基金管理公司（平台）的固定效应。研究发现在决定基金业绩方面，人才比平台更重要，且重要至少9倍。在不同市场环境中，熊市中人才变得更加重要。在基金类型方面，相对于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和混合型基金受人才的影响更大。根据业绩分层，在业绩较好的基金中，人才较平台更为重要，而在业绩较差的基金中，平台的重要性相对提高。通过分析不同跳槽方向的基金经理，发现研究结论不受人才与平台之间依据业绩和业绩差异匹配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基金从业者、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资者在选择平台、人才、基金等方面均有指导意义。

本文基于有限注意力假说, 用分析师共同覆盖构建公司相关性, 检验了 A 股市场关联公司之间股票的动量溢出效应. 研究发现, 以共同覆盖分析师数量作为权重构建的关联公司股票加权平均收益率, 能正向预测焦点公司未来 1∼12 月的收益率, 基于关联公司收益率构建的多空组合可获得 10%∼12% 的年化超额收益; 在截面回归中, 关联公司动量溢出效应较同行业或同地区公司的动量溢出效应更强. 异质性分析表明, 在拥有更多分析师共同覆盖、非明星或低学历分析师共同覆盖, 以及焦点公司股票被更多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持有时,关联公司动量溢出效应更强, 说明该效应的成因与分析师和投资者的有限注意带来的行动迟缓和反应滞后相关. 本文的工作对 A 股市场跨资产动量效应给出了全新证据, 对市场监管与投资者决策具有参考价值.

本文以我国逐步推行的股票发行注册制度为研究场景，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为研究方法，考察资本市场发行制度的完善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生产效率，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注册制的推行可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采用企业TFP不同测算方法、增加行业固定效应和重新筛选数据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注册制的实行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注册制实行对非国有企业、制造业行业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行业竞争度高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为了提升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效能，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要继续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促进资本市场良性循环发展，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效率、鼓励企业务实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