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当前民营企业“反向混改”积极推进和 ESG 实践蓬勃发展的大背景,文章以2010—2020 年存在国有资本参股的 A 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结果发现,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显著提升了民营企业的员工责任分数,有利于民营企业善待员工。机制分析表明,国有股东委派董事通过提供资源支持和增加社会关注促进民营企业履行善待员工的社会责任。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结果在管理层短视程度较高、行业集中度较高以及劳动密集度较低的样本中更加显著。进一步考虑国有股东的异质性特征发现,当国有股东为战略型投资者以及与民营企业位于同一注册地时,其委派董事对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文章从董事会层面混合治理的视角厘清了国资参股促进民营企业善待员工的机制和作用条件,为民营企业通过制度设计实现“高质量”混合以及借助“反向混改”的契机改善ESG 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CEO与企业管理团队的非正式联结关系有助于强化团结协作，但亦可能催生监督妥协与缺位，弱化公司治理效率。本文以CEO任职以来董事高管人事变更的累积比率刻画CEO内部联盟，从企业金融化视角探讨该非正式联结关系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内在机理。选取中国沪深A股2012-202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CEO内部联盟提高了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并显著加剧了企业“脱实向虚”程度，内部联盟强度每增加1个标准差，企业金融化程度约提高了6.37%。通过机制检验发现，CEO内部联盟弱化了董事会监督职能和内部控制有效性，CEO的绩效薪酬敏感性更低，且主要表现为绩效下滑时的薪酬粘性增加。异质性检验还发现，当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强、企业跨行业套利空间越大、CEO薪酬更低以及外部薪酬差距更大时，CEO内部联盟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会更为明显。此外，当融资约束更弱时，企业金融化冲动受到CEO内部联盟的影响会更强。本文的研究表明，CEO内部联盟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更多表现为监督妥协与缺位，会加剧企业金融套利的短视行为，这对于优化公司治理体系和防范企业“脱实向虚”都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本文基于权力制约与冲突的视角，探究 CEO 和董事长的权力差距对公司绩效波动的影响。我们采用中国上市公司任职网络中 CEO 和董事长的“接近中心度”来衡量他们各自的权力，发现公司绩效波动与 CEO 和董事长之间的权力差距呈 U 型关系。首先，当CEO 或董事长中一方的权力过大时，两者之间因缺乏有效的制约会导致公司绩效出现大的波动；其次，当 CEO 和董事长的权力充分接近时，双方既有可能因有效制约而提升公司绩效，也有可能会由于高层内斗而损害公司绩效。本文进一步用 CEO 和董事长的离任率及公司违规行为验证了权力制约与冲突的逻辑机制。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对企业提高生产率、优化劳动力结构方面有重要影响。本文收集了 2007-2018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年报和专利文本信息，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构建了企业层面的人工智能指标，究了人工智能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劳动力技能的匹配过程。本文发现人工智能显著提升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生产率。为了发挥人工智能的生产率效应，企业会提高劳动力总数，增加非常规高技能劳动力数量，减少常规低技能劳动力数量。人工智能的生产率效应在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拥有技术型董事会的企业、高技术行业、高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的地区以及拥有较大政府支持力度的地区中更显著。最后，本文发现人工智能有助于提高公司价值。本文加深了微观企业层面对人工智能在生产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和认知，并在企业和政策层面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给出了建议。

本文基于权力制约与冲突的视角，探究CEO和董事长的权力差距对公司绩效波 动的影响。我们采用中国上市公司任职网络中CEO和董事长的“接近中心度”来衡量他们各自的权力，发现公司绩效波动与CEO和董事长之间的权力差距呈U型关系。首先，当CEO或董事长中一方的权力过大时，两者之间因缺乏有效的制约会导致公司绩效出现大的波动；其次，当CEO和董事长的权力充分接近时，双方既有可能因有效制约而提升公司绩效，也有可能会由于高层内斗而损害公司绩效。本文进一步用CEO和董事长的离任率及公司违规行为验证了权力制约与冲突的逻辑机制。

以往董事会文献大多关注单一董事会特征如何解释公司绩效，缺乏同时考虑多维董事 会特征对公司绩效的预测性研究。本文运用机器学习方法探究 46 个董事会特征对公司绩效的预测 能力，发现:1. 董事会特征可以预测公司绩效;2. 董事平均薪酬、董事会持股比例、董事平均任期、 学历异质性的预测能力较强，董事会结构特征预测能力较弱;3. 公司绩效与董事平均薪酬基本呈正 相关，而与董事会持股比例、董事平均任期、学历异质性呈非线性关系。该结果说明，我国公司 中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紧密且复杂，运用机器学习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些复杂关系、 提升对公司绩效预测的准确性。

风险投资企业绩效受政府背景影响视市场化进程的不同而产生变化。论文通过风险企业家政府背景、风险投资企业董事会政府背景强度及深度三个维度，刻画了风险投资企业政府背景，以2006年至2010年包括创业板在内的575家有风险投资持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政府背景、市场化进程与风险投资企业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无论是采用净资产收益率衡量企业现实业绩还是Tobin Q值衡量企业成长价值，高管政府背景都对风险投资企业绩效有正面影响；（2）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高管政府背景对风险投资企业绩效影响更显著。

与管理层权力理论不同，社会影响理论强调存在着CEO和董事会的社会心理因素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本文将从社会心理因素视角出发分析社会影响机制对高管薪酬的作用，首先对社会心理因素的内涵加以分析，然后通过文献梳理总结董事会服务于高管利益的动因及过程，并对社会心理因素和社会影响机制如何影响高管薪酬水平加以阐释，最后提出研究展望。

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一直是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重点。由于最优契约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高管薪酬过度增长的现象，学者们越来越多采用管理层权力理论来解释银行业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本文针对我国银行业公司治理的特点，从两职合一，董事会构成以及高管任期等三个方面列出了更多管理层权力的指标，选取中国沪深两市上市的16家银行1998年至2008年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行长与董事长的两职合一程度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董事长与党委书记的两职合一会抑制高管薪酬；内部董事比例的提高并不能使提高高管薪酬；董事会中与高管有关联的外部董事比例越高，高管薪酬也越高；董事长的任期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而行长的任期则相反。基于以上结论的改进措施有助于完善银行业的治理结构，规范银行业高管的薪酬激励机制。

本文收集了2006-2012年首次提出IPO申请并成功上市的996个企业样本，研究引入职业董秘能否加快企业的IPO进度。实证结果发现：（1）职业董秘确实有助于加快企业的IPO进度。（2）聘用职业董秘并给予董秘一定的公司股权，有助于激励其更努力工作，从而加快企业的IPO进度。（3）具有已上市公司工作经验的职业董秘，比具有中介机构工作经验的职业董秘能够帮助企业更快地实现IPO上市。（4）与非职业董秘相比，职业董秘更倾向于在公司上市后快速离职。本研究首次揭示了职业董秘在企业IPO进程中的作用，为更好地引导和规范董秘行为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