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我国 2014 年出台的“限薪令”作为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本文基于我 国沪深交易所上市企业2009-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高管薪酬管制对 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样本期间内，“限薪令”的施行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 风险承担水平。在区分国有企业类型后，这一结果没有改变。进一步地，我们发现“限薪令” 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效果受到企业内外部条件的影响:在政策不确定性较高、董事长年龄较大、 企业规模较小和薪酬降幅较大的企业中影响更为显著。此外，“限薪令”的出台，使国企对 政治目标的追求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披露频率和质量显著提高。最后，我们检验了企业风险 承担降低的经济后果，结果发现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下降导致了企业价值的降低。本文的研 究从企业风险承担视角丰富了“限薪令”经济后果的研究，同时能够为深化我国国企薪酬改 革提供经验依据，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截至2012年底，中国企业年金的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参保率仅为8.04%，很难起到真正有效的补充作用。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数据，从人力资源效应、节税效应和所有制效应等企业提供企业年金的激励因素着手，考察中国企业年金参保影响因素。首先进行单变量列联表分析，然后进行多变量Logit回归，结果显示：①人力资源效应得到验证，文化程度、工作年限、职称和职务与职工企业年金参保概率正相关；②节税效应没有得到验证，地方政府如果出台过比中央更优惠的企业年金税收政策，该地职工参保概率反而更低。产业与参保概率无关，上市企业职工参保概率更高；③所有制效应得到验证，国有企业的参保概率更高；④控制变量中，地域与参保概率相关，西部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年龄与参保概率负相关。性别、婚姻、政治面貌、户口、民族等与参保概率无关。这表明：①激励中国企业建立企业年金的主要市场因素是企业年金的人力资源效应，企业借企业年金吸引、激励、保留员工；②主要非市场因素是所有制效应，国有企业借企业年金打破薪酬管制；③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不显著。政府应考虑对企业年金覆盖率、缴费水平等进行更详尽的数量规制，并审慎考察税收优惠政策。

本文在代理成本理论的基础上，着眼于我国高管薪酬管制及公司并购的特殊制度背景，以1999－200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公司高管发动的并购行为与谋取个人私有收益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已经成为高管谋取私有收益的机会主义行为，通过发动并购行动高管获得了更高的薪酬与在职消费，而高管发动并购事件谋求在职消费的私有收益动机最为明显。本文还发现，目前我国的制度环境下管理者持股水平虽然相对较低，但管理者持股能够缓解高管以谋取私有收益为目的发动低效率并购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