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我国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下,从债券融资的视角,探讨债务结构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券融资与企业创新之间显著正相关,表明债券融资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研究表明:（1）债券融资能够通过降低整体债务融资成本并延长整体债务期限促进企业创新;（2）债券融资对于银行贷款存在溢出效应,即企业通过债券融资,还能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延长银行贷款期限,进而促进企业创新;（3）产品市场竞争和代理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债券融资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4）不同类型的债券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债券发行的便利性是其影响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一些国家,强制股利支付是改善公司治理和弥补法律保护不足的重要手段,我国自2001年起陆续出台了类似的半强制股利系列政策。然而现有部分研究却发现,半强制股利政策可能会产生监管"悖论"。那么,事实是否如此?以往这些研究主要从监管成本角度来分析,可能忽视了监管带来的收益,我们认为虽然半强制股利政策提高了融资门槛,但也可能实现股东之间的利益共享,并有利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股利预期,从而实现治理的"溢价"。本文利用2008年监管政策提供的良好自然实验机会,主要从半强制股利政策的治理效应角度来评估政策产生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从总体平均意义上看,半强制股利政策有助于降低受影响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代理成本高的公司,半强制股利政策的治理作用更为明显,存在一定的治理"溢价"。当然,半强制股利政策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差和外部融资约束较大的公司,半强制股利政策的治理效应被削弱。

本文构建了一个具有金融抑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 型，并结合宏观经济数据进行估计和模拟分析，详细讨论了当经济 中存在国企市场势力较强和金融抑制的特征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 策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机制以及最优政策组合。本文发现:在现有的 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应当在稳定产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货币 政策则应该更加侧重关注通胀。尽管民企 “融资贵、融资难”的问 题与金融抑制有关，但在国企市场势力较强的现实条件下，金融抑 制是一种次优的制度安排，可以用更低的融资成本促进国企产出， 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国企市场势力较强带来的效率损失。此外，我们 还通过政策试验发现，如果推动国企改革降低其市场势力，金融抑 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那时最优的财政政策可以减小对经济波动的 反应。

以往研究较少关注资本市场制度变革所发挥的宏观调控作用。本文以2014年新股定价制度调整为场景，考察发行市盈率管制对企业上市融资、再融资以及后续投资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发行市盈率管制导致公允估值较高的企业通过操纵股本规模、“压线”发行等方式减少上市时出售的股份，上市融资规模显著降低，但这些企业在上市三年内再融资的概率和规模显著上升。同时，发行市盈率管制显著降低了公允估值较高的企业在研发、并购等资金需求量大、风险较高项目上的投资支出。本文的研究表明，尽管企业会设法绕开政策的限制，但发行市盈率管制对企业整体的股权融资效率、重大投资活动都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由于股权融资成本的上升，上市企业不得不放弃部分有价值的投资机会。本文的发现对监管机构全面理解新股定价制度的经济后果，从宏观层面平衡新股定价制度的利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发展直接融资是化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最有效办法，14亿人口大国的直接融资要想做大和可持续，必须让有风险识别能力的机构做风险投资，创造条件让那些没有风险识别能力的普通群众去做不需要识别风险的业务。因为大多数普通群众没有多少风险识别能力，实践一再证明，让他们都搞互联网金融、炒股，以此将居民存款转换为企业长期投资，不但化解不了融资难融资贵，反而会带来问题。改革开放40年，我国培养出了很多有竞争力的优质大企业，完全可以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将它们识别出来，建立优质企业债券池，容许稳健诚信经营的优质大企业绕开金融机构在优质企业债券池里直接对居民按章发债。居民通过银行储蓄账户直接限额购买，利息按天支付，将居民活期存款转化为对优质企业的直接投资。此举解决了近些年金融市场参与者角色系统性错位问题，风险可控，可降低优质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居民收入。 很多央企，如中石化中石油中移动、华能国际、四大行等；经营模式可持续，稳健、诚信而优质，是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可是它们却只能向海内外金融机构借贷，融资成本高昂。单单中石油中石化贷款余额近两万亿，每年资金利息成本上千亿。如果国家建立优质企业债券池，将现有稳健诚信经营的优质大企业借贷余额的一半左右，用居民活期存款置换下来，单单中石油中石化每年可降低利息成本400亿以上，而居民每1万亿活期存款利息收入将由现在的35亿增加到2-3百亿。此举对国家、企业和居民都有好处；当然金融机构利润将下降，金融从业人员的收入也将或多或少下降。

本文基于贷款市场空间竞争模型，结合多元所有制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探讨政府强化竞争政策对不同所有制银行的差异化影响，以及对社会福利的作用。研究表明：国有银行的均衡贷款利率和经营风险较低，市场份额较大，但是较低贷款利率会降低国有银行的期望经营利润。强化市场竞争通过削弱两类银行的垄断定价权而降低均衡贷款利率，并且私有银行的贷款利率和经营风险下降更明显。国有银行的参与通过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提升银行经营稳健性来增进社会福利，特别在市场竞争不足时，社会福利水平会得到大幅提升。

仅依赖法律等正式制度无法确保金融或经济的长期发展，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鉴于此，本文研究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在债券市场中的价值。研究发现，信任不仅有助于提高债券信用评级，还有助于降低债券信用利差，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同时，利用最高法“失信被执行人”数据还发现，失信及失信程度的增加会降低债券信用评级，提高债券信用利差。进一步地，路径分析法的结果还发现，信任不仅会直接影响债券评级和定价，还会通过提升公司财务报告质量间接地发挥作用，即不仅投资者主观上更愿相信高信任度地区的企业，客观上这些企业也的确更为可信。本文还发现，信任对债券评级和定价的积极作用在国有企业、金融业更发达地区的企业以及发债次数更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即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的重复博弈机会越多，信任的价值也越大。研究表明，通过缓解债券发行人与债券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信任可以被资本化为财富。本文研究结论提醒政府在推动企业融资成本下降时，应着重加强对信任这种地区乃至国家公共品的培育和建设。

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影响信用评级，进而影响公司债券的发行资格与融资成本，故发债公司存在基于评级的风险承担策略调整动机。本文考察发债公司获得首次评级前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化情况，并检验风险承担水平对首次信用评级的影响及其市场反应。实证结果发现：在获得首次信用评级前公司风险承担水平持续下降，而后缓慢回升，公司存在针对性调整风险承担水平以迎合评级需求的行为；风险承担水平与主体信用评级显著负相关；通过信用评级的中介效应，风险承担水平与债券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公司通过针对性地调整风险承担水平可获取较为理想的主体信用评级，并获得融资成本的有效节约。

本文以 2009 2019 年公开发行的公司债与企业债为样本考察债券承销商与债券发行公司的空间临近性对债券 资成本、违约概率以及债券期限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 当承销商与公司在同一省份或者承销商与公司距离更近时，债券融资成本越低；并且，承销商的声誉以及公司信息透明度会削弱承销商空间临近性对降低债券融资成本的作用；此外，我们还发现承销商与高和中等信用水平公司的空间临近增加了所发行债券的期限，与低信用水平公司的空间临近效果则相反；最后，我们发现承销商与公司的空间临近降低了债券违约概率。本文的发现在考虑内生性、地方政府关联程度以及排除一线城市的影响下依旧成立。

过桥贷款作为一种短期、临时性的非正规金融工具，对我国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有着多重影响。本文利用特有的银行贷款数据，识别样本区间内超过20%的上市公司有使用过桥贷款。证据表明，市场过桥贷款供给越多，实际不良贷款率与披露不良贷款率的相关性越弱，存在更大的隐性金融风险。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银行与企业的两部门三期博弈模型，系统地分析过桥贷款的宏观经济效应。模型发现，银行因过桥贷款会逆向选择提高短期贷款利率、降低长期贷款利率，进而加剧了企业的流动性风险。过桥贷款对投资具有双向效应，一方面增加银行续贷可能、缓解部分企业的流动性短缺而促进它们的投资，另一方面增加短期融资成本、引发更多企业的流动性问题而抑制了投资。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过桥贷款增加会加剧信贷资源错配，因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监管力度相比投资最大化下的最优监管力度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