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究了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在中短期内提振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性，而银行体系的准备金规模状态是影响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效果的关键因素。本文将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定义为融资方式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将准备金规模状态划分为稀缺准备金和充足准备金状态，并依据超额准备金数量相对流动性需求的充足程度对准备金规模状态进行了严格定义。依托包含银行体系和财政货币政策互动机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本文解析和定量地研究了不同准备金规模状态下各类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的效果，并以理论模型蕴含的检验标准为依据，分析和预测了我国当前准备金规模状态及未来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稀缺准备金状态下依赖准备金数量工具和充足准备金状态下依赖超额准备金利率工具配合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能够提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我国银行体系当前处于稀缺准备金状态，但正在逐步向充足准备金状态靠近。现阶段政策当局可以考虑通过中央银行购买国债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

在绿色供应链市场中，通过零售商向供应商提供投资或贷款，可以减少供应商资金不足、无法正常组织生产引起的零售商以及整个供应链利润的损失。本文假设市场总需求不确定，构建供应商资金约束情况下供应链内部的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模型，分析了供应商和零售商的最优决策和利润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消费者绿色偏好、零售商的风险厌恶程度以及股权比例的增加，产品绿色度和批发价格增加；当供应商进行融资时，若股权比例极低，应该选择债权融资方式进行融资，随着股权比例的增加，达到临界点之后，供应商应该选择股权融资。当股权比例满足一定条件下，供应商和零售商会达成共识选择股权融资模式进行融资，从而实现双赢。

本文通过有序probit 模型与经典融资优序检验模型的结合，对我 国上市公司融资顺序进行实证检验，根据不同时间间隔检验，检验结果说明在 1998 年至2007 间上市公司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的优先顺序都不够明显，债务融 资优先于股权融资的趋向随时间变得更加显著；根据三大产业分类检验，检验结 果说明在各产业我国的上市公司融资顺序基本一致。综合来看，检验结果部分支 持融资优序理论，类别一分析结果还说明了上市公司融资顺序随时间推移更加符 合融资优序理论。

本文从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和企业产权性质出发，从微观层面研究我国货币政策的信贷 传导机制。根据央行要求的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基准利率、银行间拆借利率和国库 券利率的变化，我们定义 2004、2006和 2007年为我国的货币政策紧缩阶段。本文发现相对 于以前研究中常用的企业规模，在我国，企业的产权性质可能是更好的企业融资能力的代理 变量。 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银行信贷方面受到的冲击更大， 更有可能从供应商那里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并同时减少提供给客户的商业信用，以此作为替 代的融资方式，同时我们还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上市公司的应付账款账龄延长，尤其是 非国有企业。本文的研究证据表明，货币政策的变化将对企业融资，尤其是非国有企业融资， 产生巨大影响，所以更大程度上选择商业信用替代的融资方式，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 策在我国同样可以通过信贷渠道传导到微观层面的企业。理解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将有助于 政策制定者们寻找更为切合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研究也将有助于 我们更好地理解信息不对称和信贷配给在货币政策所发挥的作用。

家族企业治理是世界范围内讨论的问题，对中国这个家族文化传统最为悠久和深厚的国 度而言，研究家族企业有着特殊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就中外学术界对于家族企业治 理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整理，对2003 年至2006 年我国家族企业上市公司的公司 治理结构和融资方式进行了统计学和个案实证研究，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家族企业上市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两职状态与资产负债率、长期负债率呈负相关；家族上市公司的股权 集中程度与负债融资负相关；家族企业在股权比较集中的情况下更倾向于股权融资，而 在股权比较分散的情况下更倾向于负债融资。

本文研究了宏观调控对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及其资本结构调整方式的变化。研究发现，宏观调控之后，房地产上市公司总负债率显著提高;借款的期限发生了显著变化，长期借款显著增加而短期借款显著减少，但总的有息负债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贸易应付款显著增加，这是资产负债率显著提高的主要原因。对房地产上市公司宏观调控前后融资方式变化的研究发现，随着宏观调控带来的银行信贷政策的趋紧，房地产企业融资方式出现了多元化，新的融资工具得以出现和发展，金融市场的完全性提高。研究表明，在金融市场不完全和管制环境下，资本结构并不完全是企业自主决策的结果。宏观政策和资本市场供给条件，可能是中国企业资本结构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3万多家房地产企业中，目前可以真正供其选择的融资渠道，主要有银行信贷、上市融资、信托融资、债券融资、以及其他融资方式，如基金融资等。但实际上，超过半数以上的资金，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银行信贷。统计数字表明，银行信贷占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的79％。而其他融资方式在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中所占的比重较低。例如，2003年房地产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融资总量仅2亿元人民币，与当年房地产投资高达1万多亿元人民币相比，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财务杠杆偏高是导致企业破产的重要因素，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企业执迷不悟地奉行激进的财务政策？或者说企业采用激进的财务政策的成因？以及是如何权衡的？本文整合产品市场竞争和外部股权融资约束，建立多期模型，并且结合案例分析，站在公司发展战略决策角度阐述激进的财务政策在当时时点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模型的整个推导集中于考虑管理层在什么状态下会选择激进的融资方式，并且证明了在产品生命周期短更新换代快以及规模效应明显的情况下，如果受到融资约束，企业只能将保持足额投资放在第一位而在某种程度上舍弃资本结构的安全性。

中国大部分企业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这种偏好的存在有极为复杂的原因，既存在非理性行为，也存在非意愿选择约束。本论文通过对两种融资方式约束机制的有效性分析，意在说明两个重要问题：其一，中国资本市场发育的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与制度安排有关，由此导致企业的非意愿选择约束；其二，由于第一个问题的存在，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在成本约束下，企业融资选择中出现了经济学中所谈到的“劣势有效”，从而导致企业在非理性条件下的理性选择。最终的结论是：中国企业融资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于制度的成长对市场选择机制的有效支持。

在发达的资本市场，企业由于受到市场评价的约束，更倾向于使用债权融资而非股权融资。然而，中国上市公司却对股权融资，尤其是配股显示出强烈偏好。 本文放弃传统理论中经常使用的二级市场股票价格，而将包销比例视为配股实施过程中衡量投资者评价和市场约束的重要指标，利用可观测历史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到影响配股包销的显著性因素，进而讨论配股包销所反映出的市场约束对上市公司融资方式决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