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构建古诺模型和斯蒂尔伯格模型两种框架并将设立风险投资的创新成功概率沿吸收能力和行业竞争程度内生化，本文对经典公司风险投资行为模型进行了拓展，藉此研究了风险资本投资与母公司创新的关系及母公司和行业异质性对这种关系的调节机制，并基于 2005-2017 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匹配法和倍差估计量‖技术及工具变量法等对模型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通过组织替代和战略竞争的双重效应，中国企业从事风险投资显著提高了自身的创新水平，在创立风险投资后专利申请和创新效率均有相对于非无风险投资企业更为明显的提升；（2）不同吸收能力的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具有不同的创新效应，自身吸收能力越大的企业，新创企业的知识创造对其基础研究越有价值，设立风险投资的组织替代效应越大，创新的提升作用越明显；行业竞争水平也有与吸收能力相同的调节作用，高竞争行业的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对竞争对手创新空间的挤压效果更明显，战略竞争效应更显著，与低竞争行业的企业设立风险投资无任何创新效果不同，高竞争行业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后其专利申请和创新效率均有明显提高；（3）大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具有更高的创新效应。本文还就如何提高风险资本投资的创新效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IPO过程中是否存在向上盈余管理是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持久关注的话题，动机和机会是影响IPO过程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因素，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为契机检验了制度变迁所导致的决策主体利益函数变化对IPO过程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IPO过程严苛的法律监管和高额的法律风险，IPO前向上盈余管理幅度显著低于IPO后的盈余管理幅度，上述现象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更为明显，而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获得实质性流通权的民营上市公司当中。这意味着，股权分置改革改变了大股东的盈余管理动机和盈余管理行为模型，未来监管的重点应该后置，需要特别关注最终控制人股票限售期期满之时的会计质量。

It has been long that literature in finance focuses mainly on price and return but much less on trading volume, even completely ignoring it. There is no information on supply-demand quantity and trading volume in neoclassical finance models. Contrary to one of the clearest predictions of rational models of investment in a neoclassical paradigm, however, trading volume is very high on the world’s stock market. Here we extend Shi’s price-volume differential equation, propose a notion of trading conditioning, and measure the intensity of market crowd trading conditioning by accumulative trading volume probability in the wave equation in terms of classical and operant conditioning in behavior analysis. Then, we develop three kinds of market crowd trading behavior models according to the equation, and test them using high frequency data in China stock market. It is hardly surprising that we find: 1) market crowd behave coherence in interaction widely and reach agreement on a stationary equilibrium price between momentum and reversal traders; 2) market crowd adapt to stationary equilibrium price by volume probability increase or decrease in interaction between market crowd and environment (or information and events) in an open feedback loop, and keep coherence by conversion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traders when it jumps and results in an expected return from time to time, the outcome of prior trading action; 3) while significant herd and disposition “anomalies” disappear simultaneously by learning experience in a certain circumstance, other behavioral “anomalies”, for examples, greed and panic, pronounce significantly in decision making. Specifically, a contingency of return reinforcement and punishment, which includes a variety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s, produces excessive trading volume. The behavioral annotation on the volume probability suggests key links and the new methods of mathematical finance for quantitative behavioral finance.长期以来，金融的学术文献主要关注价格和回报率，很少考虑甚至完全忽视了交易量。新经典金融模型就没有供需量和交易量的信息。然而，与新经典框架理性投资模型的预计结果不同，交易量在世界的股票市场上是非常大的。我们基于Shi的价-量微分方程，根据行为分析中的经典性和操作性条件反射，提出了交易性条件反射的概念，并且用该方程中的累计交易量概率来计量市场群体交易性条件反射的强度。由该方程，我们得到三种市场群体的交易行为模型，并且用我国股市的高频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不难发现：1）市场群体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普遍地表现出相互一致的行为特征，趋势和反转交易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稳态均衡价格；2）交易行为有时会导致稳态均衡价格出现跳跃、带来预期收益率，这时，市场群体在开放的反馈环中，通过与环境（或信息和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成交量概率的增加或减少来适应该均衡价格的变化，趋势和反转交易者也会通过相互转换保持市场群体行为的相互一致性； 3）尽管在某特定环境下市场群体通过学习实践，羊群和处置行为同时消失了，但是其他行为“异象”，例如贪婪与恐慌，在决策中却表现的十分显著。特别地，收益率强化和惩罚过程，其中包含各种内外因素，导致过度交易量。累计交易量概率的行为诠释为计量行为金融学提供了关键性的纽带作用和数学金融的新方法。

在金融市场上，证券分析师的预测行为通常会发生偏差。在股市高涨时，分析师随波逐流，常常发表过度乐观的预测；而当泡沫消退时，分析师则会掉头转向，发布与之前形成强烈反差的盈余预期或股票推荐。对于这种分析师基于市场状态而发布忽高忽低预测的“变脸行为”，传统的理论观点无法做出完整清晰的解释。本文试图将行为金融理论中日渐兴起的迎合理论纳入分析框架，运用声誉博弈分析的方式建立分析师迎合行为模型。该理论模型表明：为了提高自己的声誉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分析师会迎合投资者的先验信念而故意发布有偏的信息。本文对中国金融市场上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和投票推荐行为展开了实证研究，为声誉博弈模型的理论预期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证券研究员利用信息解读与预测能力优势提出投资建议，对证券市场的有效性产生着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研究员预测准确性较低的原因进行理论分析，求解卖方证券研究员、机构投资者、中小型投资者三方动态博弈模型并求解。然后，我们以国泰安数据库中2006年1月至2009年9月共450个股票推荐的典型数据，对推荐评级的准确性进行检验。实证较好地支持了博弈模型结论：做出正确决策的概率与自身禀赋正相关；所属的研究部门与投行部门存在利益冲突影响了研究员的独立性。证券公司规模和研究员预测的准确度正相关。市场行情转换显著地影响了证券研究员所推荐股票的准确性。最后是本文的建议：规范并完善融资融券机制；完善证券研究员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并完善与利益冲突相关的法律法规约束等。

信息披露充分的企业是否会获得更多的融资机会一直是研究者和企业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首先构建了企业信息披露程度模型，并针对股票市场中的企业进行信息披露程度的度量，进而构建信息披露程度和融资行为模型，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来研究信息披露程度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融资能力和融资结果，本文的结论表明股票市场投资者和银行都不会因为企业的信息披露更加充分而产生更多的投资倾向。

本文构建了全流通背景下的大股东行为模型，对大股东行为转变的关键因素进行了分析。运用大股东与其控股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改后大股东行为转变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发生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交易前具有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和较低的市盈率，交易后业绩显著提升。与股改前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相比，股改后的关联交易并非为获取再融资资格，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明显下降。股改后关联交易规模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与交易前上市公司的业绩和市盈率负相关，表明股价收益成为影响大股东行为的重要变量。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公司绩效与关联交易规模、交易前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因此，实证结果验证了我们的模型：全流通下大股东行为模式发生了明显转变，即从股改前的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转变为股改后支持上市公司发展。

本文从外汇市场经济主体异质性预期的假设出发，运用行为经济学中的前 景理论和学习认知原理，对市场经济主体基于风险调整后的利润不断重新选择其汇率 预测方式及外汇资产选择行为对短期汇率波动的影响过程进行研究，并且考虑到我国 特殊的制度背景，本文强调了央行外汇市场干预在汇率形成过程所起的作用，从而构 建了一个具有明确微观基础、更加符合现实的人民币汇率决定的微观经济主体行为模 型。利用该模型，本文较好地拟合了2007 年10 月至2008 年9 月期间人民币名义汇率 的走势。

探讨CAPM中风险资产市场组合的概率分布和均值估计问题。在股票价格行为模型用维纳过程（又称布朗运动）表述的前提下，证明了CAPM中的市场组合服从加法逻辑正态分布的结论，进而给出了市场组合均值的三种估计。以此为基础进行CAPM的实证检验，才具有理论上的严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