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周期考核、尽职免责与长期资金入市等制度安排陆续落地，围绕耐心资本培育的国家制度供给正稳步推进。然而，制度供给的完善并不等于政策目标的实现。耐心资本能否真正转化为实体经济中的逆周期投资能力，取决于微观机制是否成立。基于2008-202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并购数据与机构投资者持仓明细，本文将耐心资本解构为身份、行为与方向三个维度，以逆势持仓占比与持仓稳定性构建测度，系统考察耐心资本对企业逆周期并购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方向耐心资本显著提高了企业在周期低位年发起并购的概率，该结论经置换检验、剔除竞争性解释和以行为口径构造的工具变量估计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耐心资本通过提高长期资金在企业机构持股中的占比缓解融资约束，通过降低持股期间的盈利波动恢复企业的执行能力。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效应集中作用于融资约束更强的企业，且耐心资本在低位期主动增持了随后发起逆周期并购的企业。研究发现为评估耐心资本政策、优化相关制度安排提供了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能否通过改善企业行为产生声誉治理效应，是评价环境政策微观经济 后果的重要维度。本文以 2012—2024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 2018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声 誉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声誉风险，经过平行趋势 检验、安慰剂检验、替换变量、排他性检验以及固定效应双重机器学习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和提升 ESG 责任表现降低企业声誉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媒体关注度较高、外部审计 监督较强、融资约束较低以及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中，环境规制的声誉治理效应更为显著。 进一步研究表明，声誉风险上升会提高企业信贷风险溢价，并对财务绩效产生一定的负向影 响，说明环境规制还能够通过缓释声誉风险产生融资改善效应和一定的经营改善效应。本文 从声誉风险视角拓展了环境规制微观经济后果的研究，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加强企业环境 治理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追溯金融心理学与行为经济学从早期到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脉络，依次梳理心理学的科学奠基、经济心理学的诞生、行为经济学的主流化，以及当前神经经济学与人工智能融合形成的“计算行为金融”时代。文章指出，BERT、Bi-LSTM等深度学习模型正革命性地重塑投资者情绪测度方法，这一完整脉络为理解智能金融时代股票市场波动与投资者行为，提供了关键的历史纵深与理论框架。

2015年MLF常态化运作后，我国基础货币投放转向抵押品本位框架，十年期国债利率出现"加息灵敏联动、降息单边钝化"的非对称阻滞特征。本文构建四部门DSGE模型，匹配2006—2024年宏观月度面板与银企微观面板，综合运用NARDL、Bootstrap链式中介、内生门限回归等方法开展实证检验，并引入美、德、法、日四国构建跨国安慰剂对照。研究发现：不动产抵押框架通过存量M2锁定与银行负债淤积两条渠道推高M1-M2剪刀差，货币分层是降息传导受阻的核心中介闸门；2015年制度切换引发传导结构永久性塑性跳变，短端利率始终维持对称。微观面板验证了银行信贷配置倾斜与企业活期调整两类底层行为，跨国安慰剂检验证实长端钝化并非间接融资体系共性特征，而是不动产抵押货币制度的独有摩擦。本文据此提出短期逆周期调控与中长期多元抵押锚建设分层方案。

城镇居民收入持续正增长，非必需消费增速却从高位大幅回落，2022年起更是逼近零增长。这一“收入稳、消费停”的矛盾格局，暴露出现行消费理论对中国居民行为的结构性盲区。本文从抵押品约束视角切入，构建“抵押品单向派生安全垫与杠杆率——双指标双向反馈——消费非对称突变”的完整因果链条。研究发现：抵押品是安全垫与杠杆率的单向底层驱动因素，反向不存在长期因果关系；双指标无固定线性相关，上行周期同向变动，下行周期反向变动，突破阈值后形成共振放大。最核心的发现是：下行阶段对非必需消费的抑制力度是上行提振的3.09倍，其中2.25倍源于损失厌恶，0.84倍来自信贷刚性收缩与宏观负螺旋。安全垫指数跌破100、居民杠杆率突破45%两条阈值击穿后，消费抑制效应非线性跳升，叠加下跌加速度、持续时长、跌幅深度、外部冲击与偿债压力五层因素，冲击强度进一步逐级放大。

在信息过载的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算法驱动的注意力配置机制如何影响资本市场效率，是关乎市场信息生态与平台治理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2020—2025年手工搜集的3693条上市公司相关微博热搜数据及同期全量微博话题数据，系统考察平台注意力配置对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登上微博热搜后股价同步性显著下降，股价信息含量得到提升。利用热搜竞争排名特征构造的准热搜对照组表明，话题热度相近但未上榜的公司股价同步性未发生显著变化，说明驱动结果的是榜单带来的公共注意力提升，而非事件本身的信息内容或自然讨论热度。基于清朗行动的双重差分检验表明，平台治理能够通过改变平台注意力配置，对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产生溢出影响。渠道分析表明，热搜通过激发投资者主动信息搜寻、提高股票流动性和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股价信息含量。进一步研究发现，热搜主要影响散户投资者交易行为，且非负面内容的热搜能够显著提升价格效率，而负面热搜的作用有限，表明负面情绪冲击可能削弱公共注意力向价格效率的转化。此外，热搜与传统信息中介存在替代关系，其增量价值在传统信息中介覆盖不足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本文为理解数字平台注意力配置与市场效率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完善平台信息治理机制具有政策启示。

依托2000Q1-2025Q4中国省级季度面板数据，传统线性货币传导逻辑无法解释总量宽松与实体流动性紧缩并存的结构性矛盾。结合小微企业家企一体的产权特征，构建行为视角下的货币分层分析框架，从企业主避险逐利、居民资产配置、金融中介摩擦三个维度，拆解M1与M2结构性分流的内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实体综合收益率与白重恩HJ口径资本机会成本的相对变动，是驱动资金跨圈层流转的核心动因；实体收益率下行对M1收缩的贡献度约为65.0%，影响幅度是资本成本抬升的1.86倍。M1萎缩由企业主公转私抽资的主观撤离、金融扩张挤出实体的客观约束共同驱动。小微家企全口径综合HJ收益率4.90%为核心行为阈值，规上工业主营业务HJ收益率5.20%为宏观同步表征，二者0.3个百分点差值对应规上企业社保合规成本；盈利跌破临界值后，资金双向流动由弹性互通转为塑性固化。实体收益率低于金融业收益时将形成恶性资金虹吸，抹平理财与实体收益差距、提升信贷投放落地效率，是盘活存量储蓄、修复M2向经营资金转化的关键。研究结合前景理论完善资产定价分析，修正经典货币线性传导假设，所有结论均经过多轮稳健性检验。

经典信用周期理论普遍将不动产抵押品视为信贷波动的核心驱动因素。中国宏观数据呈现出不同的经验特征：总量信贷增速与房价波动长期弱相关，抵押品渠道在总量层面近乎“隐形”。本文基于2008—2025年分部门信贷月度数据，结合NARDL模型、多重断点检验与门限回归方法，定位抵押品渠道的真实作用载体并量化其非对称强度。研究表明，逆周期调节显著平滑了总量信贷波动，总量层面不存在抵押品与信贷的长期均衡关系，渠道效应被整体稀释；抵押品渠道在住户部门显形，房价下行对住户信贷的收缩力度显著强于上行扩张效应，基准模型下抵押品非对称乘数（CAM）为1.55，跨16种滞后设定的稳健中位数为1.73。2014年信用锚转型后，住户信贷的抵押品弹性出现结构性跃升，分样本CAM由2.32升至2.79，结构突变在统计上高度显著。非金融企业信贷与房价基本脱钩，常态下对公端对住户端收缩的对冲比例仅约3%，总量隐形的主因是信号稀释而非反向对冲。机制分析显示，居民加杠杆行为的门限特征是非对称的核心根源，债务-通缩螺旋对下行冲击存在放大效应，银行资产组合多元化无法松动按揭合约内嵌的抵押约束，货币政策传导同样呈现“收紧有效、宽松乏力”的非对称特征。本文为理解中国信用周期的部门结构差异、优化逆周期调控工具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经典信用周期理论普遍将不动产抵押品视为信贷波动的核心驱动因素。中国宏观数据呈现出不同的经验特征：总量信贷增速与房价波动长期弱相关，抵押品渠道在总量层面近乎“隐形”。本文基于2008—2025年分部门信贷月度数据，结合NARDL模型、多重断点检验与门限回归方法，定位抵押品渠道的真实作用载体并量化其非对称强度。研究表明，逆周期调节显著平滑了总量信贷波动，总量层面不存在抵押品与信贷的长期均衡关系，渠道效应被整体稀释；抵押品渠道在住户部门显形，房价下行对住户信贷的收缩力度显著强于上行扩张效应，基准模型下抵押品非对称乘数（CAM）为1.55，跨16种滞后设定的稳健中位数为1.73。2014年信用锚转型后，住户信贷的抵押品弹性出现结构性跃升，分样本CAM由2.32升至2.79，结构突变在统计上高度显著。非金融企业信贷与房价基本脱钩，常态下对公端对住户端收缩的对冲比例仅约3%，总量隐形的主因是信号稀释而非反向对冲。机制分析显示，居民加杠杆行为的门限特征是非对称的核心根源，债务-通缩螺旋对下行冲击存在放大效应，银行资产组合多元化无法松动按揭合约内嵌的抵押约束，货币政策传导同样呈现“收紧有效、宽松乏力”的非对称特征。本文为理解中国信用周期的部门结构差异、优化逆周期调控工具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商业保险是家庭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而人口跨文化流动的日益频繁正深刻影响着家庭的保险决策行为。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以北方家庭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跨文化流动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跨文化流动显著促进了家庭商业保险购买，该结论在采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替换样本、Oster边界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机制分析表明，跨文化流动通过提升家庭风险偏好与金融素养水平两条渠道发挥作用，前者改善家庭风险态度，后者增强风险认知与评估能力，共同推动商业保险参与。第三，异质性分析显示，该效应在非健康、低学历及高收入家庭中更为显著。本文从人口流动与文化交融的双重视角，为理解我国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差异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并为完善流动家庭风险保障体系、加强金融知识普及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