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创业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原始股东限售锁定期制度影响私募股权机构退 出行为决策、进而影响企业上市前后盈余管理行为以及上市后短期内市场表现的问题。论文首先 从私募股权机构最大化其声誉资本的角度，建立了适合创业板现状的上市前后盈余管理决策模型， 认为私募股权机构在面临限售锁定期制度时会通过在上市前压低盈余水平，产生较高的IPO 抑价 现象来吸引二级市场证券分析师和投资者的关注；继而通过上市后释放盈余业绩，满足或超出投 资者的预期，产生年报公布期间的超额非正常回报现象来再次吸引资本市场的关注；最终达到稳 定或抬高上市后股价的目的，以便在锁定期解禁后实现减持套现。本文采用截至2011 年10 月的 创业板数据，对私募股权持股的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IPO 抑价程度、信息动量效应、 年报公布效应、解禁后市场估值以及解禁后短期内减持情况等进行了统计对比、回归分析和事件 研究，证明了上述观点。

本文以2009年至2012年间我国中小板与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倾向值配比（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与事件研究方法对风险投资参股、风险投资声望及风投参股的股票锁定期解除前后显著的量价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在本文选取的研究样本中，风险投资并不具备“认证效应”与“逐名效应”，而风险投资参股的上市公司，在锁定期解除后异常成交量与异常收益率更为显著，并且风投机构的累计投资收益率与解禁期股票的异常收益率存在负相关关系。

本文通过收集中国询价制度参与各方的估值、报价和申购量等一手资料，对 2009 年 实施新股发行体制改革之后的中国询价制度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详细地分析了承销商和询 价机构的行为特征。研究结果发现：参与询价的机构家数与承销商所给的初始报价折扣具有 显著关系，真实折扣能带来询价机构报价的正回馈， 虚假折扣则会导致询价机构报价负回馈， 说明询价机构能有效辨别真假折扣， 具有发现新股价值的能力。 此外， 总体而言询价机构并 不会盲目的报高价，而是给出一个显著低于解禁日收盘价的报价，期望以此来获取新股一二 级市场价差。 对承销商行为的研究发现，监管层对网下新股配售总量限制过低的条款， 为承 销商利用询价机构的噪音高报价作为新股发行定价依据提供了便利， 使得新股的最终定价显 著高于询价机构报价的总体水平， 而承销商声誉能对这种新股定价的拔高行为具有一定约束 力。针对不同类别的询价机构的研究发现自主推荐询价机构的报价并不具有很高的精确度， 但是其对最终定价具有显著影响。

股权分置改革作为我国证券市场改革的重要一环，其过程和效果对今后的改革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本文从股权分置改革过程和经济后果两方面进行考察，系统地评述了相关研究成果。对于股权分置改革过程的研究，本文分别从股改的市场反应及其影响因素、股改补偿水平的影响因素及股改补偿的合理性进行考察。对于股权分置改革经济后果的研究，则分别从股权分置改革对公司治理水平、企业业绩水平、信息披露水平三方面的影响，以及股改后原非流通股股东解禁和减持时的市场反应和上市公司的行为进行考察。在考察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了已有研究中的不足和值得改进的地方，并为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建议。

本文通过事件研究发现,股价对可提前预期的“大小非”解禁事件做出了缓慢而持久的负面反应;解禁后“大小非”的实际减持增加了股票供给量,成交量有持久性的增加。截面回归证实这些解禁效应可在“股票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理论框架内得到解释,发现解禁点附近的累计异常收益率与解禁比例呈现负相关关系,但当上市公司为政府控股,解禁后的公司财务状况有所改进时,或解禁股票的套利风险较高时,累计异常收益率都相对较高。在市场信息效率较低和股票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条件下,限售条款是一项巧妙的制度设计,它保证了序列股改的顺利推进,但也可能造成解禁前股价泡沫的积累和解禁后股价的崩溃。

国外研究认为在IPO的询价发行机制下,机构投资者具有信息生产和价格发现的功能,首日抑价程度可由此被降低,且机构的持股有利于稳定IPO股票的后市运行。但本文通过事件研究发现:当锁定到期时,机构投资者的短期交易行为活跃;当法人配售IPO股份数量较大时,市场在上市初期和锁定到期时都会对解禁事件做出持续缓慢的负向反应。这意味着法人配售对IPO股票的后市运行没有起到良好的稳定作用。在承销商缺乏IPO股票分配权力且发行价格实际受到核准控制的背景下,机构投资者的价格发现功能受到限制,截面回归进一步证实中国IPO股票的需求曲线是向下方倾斜的,而锁定制度限制了上市初期可交易资产的数量,这将导致更高的上市初期交易价格。统计分析表明法人配售、锁定制度不能有效降低过高的首日抑价。

本文将限售股解禁的市场反应分为提前反应和减持效应，建立博弈模型并利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实证考察，进而探讨治理限售股解禁压力的对策。研究发现：限售股解禁的提前反应和减持效应均存在；限售股解禁直接冲击着相关个股的股价，其市场反应总体为负；相对而言，牛市中解禁信息较早引致的股价下跌样本超常收益率下降较早，但幅度较小，熊市中解禁信息引致的股价下跌发生较晚而剧烈；解禁信息的冲击大部分被提前消化，限售股解禁的心理冲击影响可能大于实际减持压力；一定条件下存在减持效应的自稳定机制。治理限售股解禁压力的关键措施在于大幅度提升市场对股票的需求，有效承接供给的巨量增加。

我们发现，解禁前后股改限售股存在-13%的累积异常收益，价格下跌主要发生在解禁40天之前。信息发现假说认为，在禁售期内，流通股股东如果发现公司价值低于预期或者非流通股股东行为不当，就会选择在解禁前出售股票，导致股价下跌。回归分析支持信息发现假说认为：透明度高的股票价格下跌较小，公司基本面的改善与解禁前后收益正相关。实证结果还发现，解禁股收益能够反映公司基本面的时序变化和个体差异，从而验证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

本文发现在解禁前120天至解禁后20天，股改限售股平均存在-13%的累积异常收益，并且价格下跌主要发生在解禁日前40天左右。实证结果支持我们提出的信息发现假说。假说认为股改限售协议是缓解道德风险问题的一种机制，在禁售期内，流通股股东如果发现公司价值低于预期或者非流通股股东的不当行为，他们会选择在解禁前出售股票以避免更大损失，从而导致股价在解禁前下跌。回归分析证明，透明度高的股票价格下跌较小，并且公司基本面的改善与解禁前后收益正相关。实证结果还发现，解禁股的异常收益反映了公司基本面的时序变化和个股差异，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有效性提供了支持。

本文研究了“大非”、“小非”解禁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时机与管理者盈余预测时机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大股东减持时机会影响管理者盈余预测时机偏好，即在大股东减持前，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的偏好显著增强，在大股东减持后，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的偏好显著减弱；另一方面，大股东能够利用公司盈余预测时机及属性选择减持时机， 即在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后， 大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偏好显著增强，在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前，大股东减持偏好显著下降。此外，在考虑公司治理影响时，大股东减持前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的偏好显著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