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2007至2016年共10年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和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为样本，基于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风险调整后的投资业绩测度了持股基金投资能力，以上市公司高管基金行业背景校友数量和滞后持股基金投资能力为工具，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回归，揭示了持股基金投资能力差异对股票价格的因果性影响。计量分析发现：（1）高水平基金持股显著降低了股票价格波动性，持股基金投资能力越高，股价整体波动性和特质波动性越低；（2）控制投资能力以后，基金持股规模与股价波动性正相关，即基金持股比例越高股票价格反而波动越剧烈。

随着“互联网+”成为国家战略，公募基金行业迎来了爆发性增长，截止到2016年9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公募基金管理公司107家，基金总数达到3415支，资产达到8.83万亿元。“互联网+”基金作为新兴事物，既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基金行业的发展，又为基金行业提供了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的新的投资思路。对互联网+基金的绩效评价重要性日益凸显。 运用绝对收益指标和多种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指标、CAPM单因素模型、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进行业绩归因分析，重点考察了由大数据因子产生的超额Aalpha情况，并针对实证结果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开展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目前“互联网+”基金绩效评价的空白。 研究结果表明，2014年6月16日至2016年9月30日，“互联网+”股票型基金的绝对收益率要优于比较组，风险收益和波动率弱于比较组；通过CAPM、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超额收益显著优于比较组。同时，基金所依托的不同互联网数据平台，对投资风格也有所影响。

本文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季末橱窗粉饰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运用2003 年 到2011 年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净值数据，我们发现我国基金市场存在显著的季末 橱窗粉饰现象，且基金经理学历、工作经验、任职时间、基金历史业绩以及赎回 压力这些因素对窗饰程度影响显著。对基金重仓股的检验则发现，股票的基金持 股比例越高，季末橱窗粉饰程度越大。这些发现支持了我国基金管理者因为自身 动机而操纵季末所持股票价格的理论，为监管层规范机构市场行为提供了证据。 根据本文研究建立的套利投资组合还可以获得较稳定的超额回报，为投资者交易 提供参考。

从投资者先验信念的角度运用贝叶斯推断对我国封闭式基金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直观的问题 引出管理技巧的先验信念集合，并与具有四个风险指标的线性模型相结合，从而有效联系了投资决策过程 中的重要因素——个人直观理念与实际市场数据，给出投资者在不同先验信念下的后验绩效。研究表明随 着投资者对管理者先验信念的增加，基金后验绩效增加，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而只有当投资者对管理者 有极强的先验信念时，才会投资于表现一般的基金；同理，不投资于绩优基金也需极强的先验信念。进一 步，通过分段的投资组合权重分析，给出了投资者在不同市场环境下的最优投资组合策略选择方法。

我国基金市场的飞速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已经成为股票市场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投资力量,它们的投资决策选择足以对整个股票市场造成轩辕大波,因此对基金的资产配置决策研究有助于了解实务界的证券投资理念和股票市场的变化原因,对配置决策与基金收益的研究更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有益的投资参考。本文对资金配置的最基本问题——分散还是集中——展开实证分析,与存量研究不同,本文着眼于基金对新流入资金的配置决策研究,并提出基于基金实际持股组合的能够同时有效处理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的五因素风格调整模型,从而进行分散化配置决策与基金边际决策收益的关系研究。面板回归结果发现,基金更倾向于把新流入资金加大原股票组合的持有比例,分散化倾向很低;因为管理能力、隐性成本和股票流动性的限制,分散化和集中化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分散化配置决策在总体上能给基金带来额外收益,但是研究发现分散化的收益影响是凸型的,给基金带来最大收益的分散化范围在41只到63只股票之间。另外,本文的实证检验得到依据风格调整收益的选择基金标准:大家族、小净值、小盘股、高费率、羊群倾向低、交易低密度、持股50只左右。

本文从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视角，给出了基金经理进行资产配置的原则和理论模型，并据此设计出了判断基金资产配置能力高低的标准。然后对我国54只封闭式基金的资产配置能力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封闭式基金大部分具有较高的资产配置能力；研究同时得到中国的证券投资基金主要通过投资组合中证券的调整实现资产配置的原则，而较少依靠对组合中资产的调整来满足资产配置的原则要求。

机构投资者是否根据股票的滞后收益率进行正反馈交易对市场的波动性和有效性有着重要影响。以往的实证研究倾向于认为机构投资者不存在或仅存在微弱的动量交易，本文指出传统动量检验指标会因为对股票需求定义的不准确、股票当前市值和过去收益率之间缺乏独立性等问题导致检验结果出现偏误。一旦修正了这些偏误再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进行动量检验，发现基金动量交易行为显著，即机构的确在追涨杀跌。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论证了衡量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管理行为是否成熟的标准之一，即是考察其实际投资组合所承担的风险与所获得的收益是否匹配；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相应的指标，以54家封闭式基金为例，对其的投资管理行为是否成熟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一部分基金（占样本的46.3％）的行为是成熟的，同时大部分基金（其余53.7％）的行为具有适应性。换言之，本研究从风险与收益的匹配性视角并没有支持目前大多数研究所认为的我国基金的行为不成熟这一定性判断。

为揭示证券投资基金行为对市场质量的影响，论文从市场微观结构的视角出发，利用沪市证券投资基金的交易账户，重点研究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仓位变化对市场质量（流动性、波动性和信息冲击度等）的冲击效应。在研究过程中，利用2007年基金交易数据和市场运行数据，构建流动性三维指标（宽度、深度和即时性）、GARCH模型拟合的异质波动率指标、以及即期冲击和持久性信息冲击指标，利用横截面模型分析基金交易行为对价格的冲击和交易的私人信息。实证结果表明，基金投资行为受到市场情绪和正反馈效应的推动，导致证券投资基金非理性特征突出。无论市场上涨抑或是下跌、基金增仓抑或是减仓，基金参与程度越高、增仓幅度越大，其对市场的流动性冲击成本越大，尤其在“2.27”、“5.30”暴跌期间。在波动性冲击上，基金显著性加仓行为带来较大的异质波动性，但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在牛市调整阶段可以起到部分维稳作用。

对证券投资基金行为选择的研究，一直是金融经济学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组合的构建和调整与其投资策略的匹配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资本市场中绝大部分证券投资基金存在实际投资所承担的风险远远偏离其投资策略所表明的风险偏好类型；同时发现，无论是风险偏好型还是风险中性的基金，在实际投资中大多转型为了风险规避的行为。本文对上述偏离和转型的成因做了分析，并提出了本研究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