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2007至2016年共10年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和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为样本，基于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风险调整后的投资业绩测度了持股基金投资能力，以上市公司高管基金行业背景校友数量和滞后持股基金投资能力为工具，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回归，揭示了持股基金投资能力差异对股票价格的因果性影响。计量分析发现：（1）高水平基金持股显著降低了股票价格波动性，持股基金投资能力越高，股价整体波动性和特质波动性越低；（2）控制投资能力以后，基金持股规模与股价波动性正相关，即基金持股比例越高股票价格反而波动越剧烈。

随着“互联网+”成为国家战略，公募基金行业迎来了爆发性增长，截止到2016年9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公募基金管理公司107家，基金总数达到3415支，资产达到8.83万亿元。“互联网+”基金作为新兴事物，既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基金行业的发展，又为基金行业提供了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的新的投资思路。对互联网+基金的绩效评价重要性日益凸显。 运用绝对收益指标和多种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指标、CAPM单因素模型、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进行业绩归因分析，重点考察了由大数据因子产生的超额Aalpha情况，并针对实证结果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开展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目前“互联网+”基金绩效评价的空白。 研究结果表明，2014年6月16日至2016年9月30日，“互联网+”股票型基金的绝对收益率要优于比较组，风险收益和波动率弱于比较组；通过CAPM、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超额收益显著优于比较组。同时，基金所依托的不同互联网数据平台，对投资风格也有所影响。

本文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季末橱窗粉饰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运用2003 年 到2011 年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净值数据，我们发现我国基金市场存在显著的季末 橱窗粉饰现象，且基金经理学历、工作经验、任职时间、基金历史业绩以及赎回 压力这些因素对窗饰程度影响显著。对基金重仓股的检验则发现，股票的基金持 股比例越高，季末橱窗粉饰程度越大。这些发现支持了我国基金管理者因为自身 动机而操纵季末所持股票价格的理论，为监管层规范机构市场行为提供了证据。 根据本文研究建立的套利投资组合还可以获得较稳定的超额回报，为投资者交易 提供参考。

作为基金业的亮点，明星基金用远超过市场其他投资者的收益吸引着A股市场投资者的注意力。明星基金经理的行为及其投资思路体现了A股市场基金行业的最高水平的投资决策，明星基金经理的投资心理和行为成为该基金表现的决定性因素。跟踪明星基金的股票投资组合能否体现他们的投资思路和决策，能否获得超额收益？本文根据以往基金的业绩和收益排名，选取2006年到2008年累积收益名列前茅的五只明星基金，根据它们在2009年和2010年两年期间每季度发布的季报的十大重仓股的分析，对明星基金进行被动模拟，从而形成以模拟最优明星基金的被动型基金组合。论文验证模拟明星基金的组合是否可以在A股市场上获得超额收益，并在模拟基金的过程当中尝试模拟年度和季度为代表的长、短期收益，以及仓位模拟，对各种策略进行对比，形成收益最大化策略。

从投资者先验信念的角度运用贝叶斯推断对我国封闭式基金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直观的问题 引出管理技巧的先验信念集合，并与具有四个风险指标的线性模型相结合，从而有效联系了投资决策过程 中的重要因素——个人直观理念与实际市场数据，给出投资者在不同先验信念下的后验绩效。研究表明随 着投资者对管理者先验信念的增加，基金后验绩效增加，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而只有当投资者对管理者 有极强的先验信念时，才会投资于表现一般的基金；同理，不投资于绩优基金也需极强的先验信念。进一 步，通过分段的投资组合权重分析，给出了投资者在不同市场环境下的最优投资组合策略选择方法。

资金的净流入是投资者关注的重要信息，也是投资者选股考虑的主要因素。定单流是衡量资金净流入的主要指标，具有丰富的信息含量，蕴含着投资者的买卖信息。本文从投资者期望效用最大化角度，将定单流引入投资组合模型。通过定单流指标确定组合权重，构建定单流冲击下的证券投资最优组合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根据定单流指标确定投资权重，能取得更好的投资收益。

本文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所有投资者账户信息和交易信息,基于财富水平,将个人投资者分为小个人组、中个人组和大个人组三类,在此基础上,研究分类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交易行为。结果显示,小个人组的交易行为左右了个人总体的行为,而中个人组和大个人组的行为与机构极其相似;小个人组和个人总体在买入时,从短期来看采用反转策略,从长期来看采用动量策略,卖出时均采用反转策略;中个人组、大个人组和机构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在买入时都采用反转策略,卖出时都采用动量策略。同时我们发现,小个人组趋于非理性,是风险偏好型投资者,具有损失厌恶心理,并且存在处置效应和周内效应;而中个人组、大个人组和机构投资者是风险厌恶型投资者。

我国基金市场的飞速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已经成为股票市场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投资力量,它们的投资决策选择足以对整个股票市场造成轩辕大波,因此对基金的资产配置决策研究有助于了解实务界的证券投资理念和股票市场的变化原因,对配置决策与基金收益的研究更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有益的投资参考。本文对资金配置的最基本问题——分散还是集中——展开实证分析,与存量研究不同,本文着眼于基金对新流入资金的配置决策研究,并提出基于基金实际持股组合的能够同时有效处理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的五因素风格调整模型,从而进行分散化配置决策与基金边际决策收益的关系研究。面板回归结果发现,基金更倾向于把新流入资金加大原股票组合的持有比例,分散化倾向很低;因为管理能力、隐性成本和股票流动性的限制,分散化和集中化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分散化配置决策在总体上能给基金带来额外收益,但是研究发现分散化的收益影响是凸型的,给基金带来最大收益的分散化范围在41只到63只股票之间。另外,本文的实证检验得到依据风格调整收益的选择基金标准:大家族、小净值、小盘股、高费率、羊群倾向低、交易低密度、持股50只左右。

本文从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视角，给出了基金经理进行资产配置的原则和理论模型，并据此设计出了判断基金资产配置能力高低的标准。然后对我国54只封闭式基金的资产配置能力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封闭式基金大部分具有较高的资产配置能力；研究同时得到中国的证券投资基金主要通过投资组合中证券的调整实现资产配置的原则，而较少依靠对组合中资产的调整来满足资产配置的原则要求。

机构投资者是否根据股票的滞后收益率进行正反馈交易对市场的波动性和有效性有着重要影响。以往的实证研究倾向于认为机构投资者不存在或仅存在微弱的动量交易，本文指出传统动量检验指标会因为对股票需求定义的不准确、股票当前市值和过去收益率之间缺乏独立性等问题导致检验结果出现偏误。一旦修正了这些偏误再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进行动量检验，发现基金动量交易行为显著，即机构的确在追涨杀跌。